中俄茶叶贸易

中俄茶叶贸易是指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茶叶进出口贸易。中国是全球茶叶生产和出口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中国茶叶主要的进口国之一。

中俄茶叶贸易始于18世纪。当时，俄罗斯贵族喜爱中国的“红茶”，并将其作为珍品供奉给沙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俄茶叶贸易越来越频繁，茶叶品种也越来越丰富。

目前，中国出口的茶叶品种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俄罗斯则是中国茶叶的主要进口国之一，其茶叶消费市场呈现出多样化和高端化趋势。除了进口中国茶叶外，俄罗斯本土也有一些知名的茶叶品牌，如“天山茶”，“普莱恩茶”等。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不断加强，中俄茶叶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未来，中俄茶叶贸易有望实现更加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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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俄罗斯茶产品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及排名

俄罗斯年进口茶叶约20万吨，价值两亿美元。主要供应国为斯里兰卡，进口量占俄年茶叶进口总量的近42%。其次是印度占25%，第三位是印度尼西亚，中国占俄市场份额7%。

浅谈武夷岩茶如何传遍世界各地

唐宋时，茶禁甚严,“载建茶入海者斩”。明初还规定：“铢两茶不得出关。”(见陈继儒《茶小序》)，因而了武夷茶的传播。

　　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携带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各种名茶做为礼品赠给各国，打开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

　　明末清初，茶禁松弛，朝廷允许民间进行茶叶贸易，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由于当时还实行海禁，海路不畅通，陆路上则出现了由山西商贾组成的茶帮，专赴武夷山茶叶市场采购茶叶运往关外销售。其时武夷茶便越分水关至江西河口上船，由信江顺流而下波阳，沿着“丝绸之路”的路线，跃身于国际市场。

　　明崇祯十一年(1638)，大使斯塔尔科，在恰克图以貂皮、麝香等物，从蒙古商人门塞手中换得武夷茶64斤带回彼得堡，献给沙皇，从此沙皇及朝廷贵族便爱上武夷茶。随后就从中国进口茶叶。清康熙三年(1664)，商人向英国国王送了一普特的中国武夷红茶，受到皇室的青睐。随后英国朝廷也从东印度公司运销市场得到茶叶，逐渐品尝起茶的.味道。于是茶叶又从彼得堡来到伦敦的商店，出现在欧洲市场。茶叶在西欧有了市场，俄商对茶叶需求量就与日俱增，成为当时中俄贸易的主要大宗商品。清朝理藩部会奏称：“蒙古商务，向以茶叶为大宗。”

　　康熙十九年(1681)，江西茶商、山西茶帮，经过数度与俄商货物交换接触，获得厚利，便沿信江抵武夷山下的河口镇(铅山县城)，过分水关，来到闽北茶叶集散地——下梅、赤石，设栈收购，建厂制茶。当时星村、赤石茶行林立，生意兴隆，分别被誉为小苏州和小上海。《崇安县新志·物产篇》载：“清初茶市本在下梅，道光咸丰年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盛时每日竹筏三百张，转运不绝。红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县来采办，运往关外销售。一水可通，运费节省，故武夷之利，较从前不啻仅蓰(蓰，五倍之意)。”山西帮茶商运载砖茶、布疋等物资到库伦和恰克图参加互市，一条自崇安武夷山经邻县——江西铅山县北上直至恰克图的陆路运茶之路应运而生，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沟通了国际商品交流。清同治《广信府志》引《紫溪桥记》云：“铅山为八闽门户，车马之音，昼夜不息。”《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县(崇安)西北分水岭上，接江西铅山县界，……商旅出入恒为孔道。”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互市地点，边界分设中俄市场，即称中国街和街，两国商队都将货物运到这里进行互市交易。武夷茶北运时，由武夷赤石启程，经过分水岭，担挑马拉，入铅山装船。顺信江下波阳，穿湖而过，出九江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起岸。贯河南入山西晋城;经潞安(长冶)抵平遥、大同到张家口。再由张家口启程走军台三十站,转北十四站到库伦北行十一站达恰克图。全程经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河北等省，近5千公里。《清稗类钞》记载：在这条南路上，有车帮、马帮、驼帮。夏秋两季运输以马和牛车为主，每匹马可驮80公斤，牛车载250公斤。由张家口至库伦马队需40天以上，牛车需行60天。冬春两季由骆驼运输，每峰可驮200公斤，一般行35天可达库伦，然后渡依鲁河抵达恰克图。骆驼或车皆结队而行，每15驼为一队，集10队为一房，每房计驼150头，马20匹，有20人赶骆驼。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茶叶贸易繁盛，茶叶之路的驼队经常是累百达千，首尾难望，驼铃之声数里可闻，这是继“丝绸之路”后代之兴起的“茶叶之路”。闽北茶区年产数万箱，雍正十三年在这条路上运输的茶约为一万多普特。道光十年(1820)就达3万普特，三十年达到5万普特。闽北一带的茶叶源源集于赤石、星村、待客而沽。

　　十八世纪末，“茶叶之路”进入鼎盛时期，为了满足贵族们对武夷茶的偏爱，英国有关部门还特别规定，每船都必须载满七分之一的武夷茶入口。荷兰当局则通过法规：高级的茶要先用精致的白金器皿分装后再装箱，以免中途破损受潮霉变。茶商对武夷名丛，更是倾慕不已，甚至指株索购：“茶之至美者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预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见《寒秀堂笔记》)“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岁运番舶，通之外夷。”(见《归田琐记》)

　　18世纪中叶，武夷茶又率先进入美洲。美洲商人们还以广告、传单等形式宣传武夷茶，甚至保证：“武夷茶若不合口味，可以退货……武夷岩茶传遍世界各地，香飘四海。

万里茶道经过的城市有哪些

万里茶道途径的城市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区。万里茶道是明清时期茶叶贸易通道，它是除了丝绸之路以外我国古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商业道路，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上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万里茶道经过的城市有

　　万里茶道途径的城市有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以及内蒙古向北延伸的地区。途径了内蒙国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全长有1.3万公里。它是继丝绸之路之后的沟通了亚欧的一条国际的商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的通道。

　　万里茶道是明清时期的一条茶叶贸易通道。祁县作为晋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同样也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在长途贸易中晋商们逐渐开拓并且形成了一些商路，其中那条南起闽赣鄂，经过祁县到达俄罗斯的商业道路以输出茶叶为主，也被称之为中俄 茶叶之路。

　　在中国的贸易历史上，万里茶道是除了丝绸之路以外最具影响力的商路了。它南起福建的武夷山，北端到恰克图，不仅直接抵达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还将茶叶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茶与茶文化向国外传播历史] 茶文化传播

由于我国茶叶生产及人们饮茶风尚的发展，还对外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茶与茶文化向国外传播历史，一起来看看。

茶与茶文化向国外传播历史

　　(1)佛教的传播把中国茶及茶文化带入朝鲜半岛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一、吉礼时敬茶;二、齿礼时敬茶;三、宾礼时敬茶;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2)日本僧人把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

　　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后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3)中俄贸易把茶业传入

　　在欧洲国家中，最早得到中国茶叶的是。中国茶叶最早传入，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中国文明随之传入。

　　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早在明穆宗即位之年的隆庆元年(1567年)，两个哥萨克人在中国得到茶叶后送回。明万历46年(1618年)，中国使节又以小量茶叶赠送给沙皇，伊利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时所建立的私人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运送茶叶，供宫廷和贵州享用。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鸦片战争后，沙俄在中国得到了许多贸易特权，1850年左右开始在汉口购买茶叶，俄商还在汉口建立起砖茶厂，1886年时“有70艘汽船从汉口运茶至黑龙江”。除此以外，欧洲太平洋航线与中国直接通航后，敖德萨和海参威港，与中国上海、天津、汉口和福州等航路畅通，商船队相当活跃。后来又增设了几条陆路运输线，加速了茶叶的运销。还专门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设立茶行，兴办茶叶加工厂，沙俄购买华茶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之中。例如1890年时，购茶数量已超过英美居第一位。

　　1883年后，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3年后，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

　　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4)英荷殖民主义者把茶业引入印度

　　印度是红碎茶生产和出口最多的国家，其茶种源于中国。印度虽也有野生茶树，但是印度人不知种茶和饮茶，只有到了1780年，英国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现今，最有名的红碎茶产地阿萨姆。即是1835年由中国引进茶种开始种茶的。中国专家曾前往指导种茶制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种红茶的生产技术。后发明了切茶机，红碎茶才开始出现，成了全球性的大宗饮料。

　　茶与茶文化国外传播方向

　　茶在亚洲的传播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推动了日本茶道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以浙江为主要通道、以佛教为传播途径传人日本。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境内有很多名刹大寺，如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自唐代至元代，日本使节和学问借纷纷来到浙江的佛教圣地修行求学，在回国时，还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以及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带到了日本，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梢神内涵。

　　在这些使节和学问僧中，与茶文化的传播有着直接关系的是最澄。在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二年(753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其中就包括饮茶之道。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奉诏随遣唐使人唐求法。来到浙江后，他便到天台山国清寺学习天台宗，后又到越州龙兴寺学习密宗，次年八月从明州启程归国，将浙江天台山的茶种带回了日本，同时也将茶饮引人宫廷。后来，茶叶逐渐成为日本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喜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在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时期一南宋，日本学问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印卷外，还带了茶种，回国后将茶种种在了寺院中.并大力宜传禅宗和茶饮。此外。荣西还研究了店代陆羽所著的《茶经》并写出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他认为“饮茶可以清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于是将此书呈献给镰仓幕府，自此日本的上层社会开始爱好饮茶，饮茶之风迅速盛行开来，荣西也因此被尊为日本的“茶祖”。

　　中国的茶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国的精品茶具—青瓷茶碗、天目茶碗也于此时由浙江传人了日本。天目茶碗对日本茶道影响深远，日本自饮茶之初至开创礼茶的东山时代，所用茶具均为天目茶碗。随着茶道的发展，普通茶碗均为日本与朝鲜的仿制品，致使天目茶碗越发珍贵，只有在“台天目点茶法”、贵客临门、向神佛献茶等重要场合才会使用。15世纪时，日本著名禅师一休宗纯大师的弟子、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始祖的村田珠光首创了“四铺半草庵茶”，他倡导顺应天然、真实质朴的“草庵茶风”。村田珠光认为茶道的本质应在于清心寡欲，将茶道之“享受”转化为“节欲”，体现了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禅道核心。

　　作为日本茶道创始人之一的武野绍鸥对日本茶道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传承村田珠光的理论，并结合自己对茶道的认识将其拓展，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风格

　　应用于茶礼、茶具和茶室之中，继承并发扬了珠光清心寡欲的“草庵茶”风格，创造了更为简约枯淡、切实可行的“佗茶”(又名“和美茶”)。“佗”本意为“寂寞”、“寒磅”、“苦闷”，经由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理念:“正直”、“谨慎”、“自律“勿骄”，召鸥将这一理念用于于茶道。这一理念具体指:邀三五知己，坐于简捷明亮的茶室之中，以至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醉香缭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以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16世纪时，绍鸥的弟子，被人们称为“茶道天才”的千利休，将以禅道为中心的佗茶发展为以“平等互惠”理念为核心的利休茶道，并使其成为大众化的新茶道。他将日本茶道的宗旨总结为“和、敬、清、寂”。“和”以行之;“敬”以为质;“清”以居之;“寂”以养志。至此，旧本茶道初具规模。与此同时，日本茶道还深化、发展了唐宋“茶宴”与“斗茶”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大和民族茶文化。

　　日本茶道精神的本质为倡导人与人的平等互爱、人与自然的和谐待统一，要求人们格守静寂、安雅的生活，崇尚礼节，并被人们视为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卓有成效的方法。

　　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我国茶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的同时开始被陆续传播至东南亚邻国。

　　越南与我国接壤。东汉末年，佛教传人越南，并于10世纪被落为国教。我国茶叶传人越南跳脚寸间最迟不晚于这一时期。越南种植茶叶的历史悠久，于19世纪开始大舰摸地种植、经营茶叶。随后，越南引进南亚的茶种与制茶的技术设备，使得杀叶的生产与贸易发展迅速。1684年，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从我国取茶籽试种，随后，又分别引入日本、阿萨姆(印度)茶籽试种。南亚的印度通过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780年试种我国茶茶籽，菌后大规模的引种、扩种，创办茶场，派遗制茶人员到我过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并招明中国技术人员去印度亲自教授。通过各方努力.印度茶文化发展至19世纪后叶已达“印度羡之名，充噪于世”，的程度。斯里兰卡于17世纪引人找国茶籽，1780年试种，1824年后，又大盆引人我国茶籽及印度茶籽进行扩种，并转请专业技术人员予以指导。

　　唐代，我国茶叶传播至西亚阿拉伯地区.从此正式进人阿拉伯国家。据《新唐书·隐逸列传·防羽传》记救:“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其尤备，大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吃人朝，始驱马市茶。“回赠人用马来交换茶叶，在供自己饮用的间时，又将部分茶叶版卖至阿拉伯国家及土耳其，从中获取基利。西亚的土耳其于1888年开始进行茶叶种植，先从日本引人茶籽试种，1937年又从格鲁吉亚引人茶籽种植。经过分批开发、种植后，其茶业规模逐渐成形并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茶向外国的传播

每日一个茶知识。

茶在国外的传播：

1.茶叶茶文化起源于中国茶文化茶最早向外传播据史料记载，我国茶叶最早传入朝鲜半岛。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南北朝时期），茶叶随佛教由中国传入高丽国（今朝鲜和韩国）。到了唐代，朝鲜半岛已开始种茶。《东国通鉴》载有“新罗（国）兴德王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赐予茶籽，始种于金罗道之智异山。”公元828年，朝鲜派到中国的使者金大廉由中国携回茶籽种于智异山下华岩寺周围。到公元12世纪，高丽国的松应寺和宝林寺等寺院大力倡导饮茶，使饮茶风气普及民间。

2.茶东传日本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高僧最澄法师人华求法；公元805年，他师满回国时带去茶树种子，种植于近江（今日本滋贺县境内）的比睿山麓。这是中国茶种向外传播的最早记载。到南宋时期，日本荣西禅师分别于公元1168年和1187年两次来我国学习佛经，并在我国学茶，亲身体验宋代的茶艺及饮茶的效用。荣西还用汉字撰写了两卷《吃茶养生记》。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僧南浦昭明人宋求法，在径山寺学得径山茶宴、斗茶等饮茶习俗，带回中国茶典籍多部及径山茶宴用的茶台子及茶道器具多种，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日本自己的茶道。

3.茶南传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从公元7世纪起即与我国有往来。1684年，印度尼西亚开始引人我国茶籽斌种，以后又引入中国、日本茶种及印度阿萨姆种试种。历经坎坷，直到1826年，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从我国引进茶种，才真正奠定了茶业基础；1827年由爪哇华侨第一次试制样茶成功。

4.茶传入印度印度是红碎茶生产和出口最多的国家，其茶种源于中国。1780年欧洲人开始提倡印度植茶运动，英属东印度公司几次运去中国茶籽种植，未获成功。1834年，印度到我国购买茶籽、茶苗种植于大吉岭，并请中国种茶制茶专家指导，其中包括小种红茶的生产技术。在此基础上，红碎茶才开始出现，并成为全球性的大宗饮料。

5.茶传入俄罗斯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时的中国公使曾携带几箱茶叶馈赠沙皇；1638蒙古的也曾携带茶叶返回。此后，饮茶就在流行起来，茶叶也成为中俄贸易中的主要商品之一。1833年，向我国购买茶籽、茶苗，栽植于格鲁吉亚的尼基特植物园内，后又扩展其他植物园，并依照我国制法制成茶叶1884年索洛左夫从汉口运去茶苗和茶籽，在外高加索巴统附近，开辟茶园，从事茶树栽培。1893年波波到我国访问了宁波一个茶厂，购买了大量茶种和茶苗，聘请了10名茶业工人到高加索，并且完全按照我国形式建设一座小型的茶厂，依照我国的制茶法生产茶叶，从此有了茶业。

6.茶传入斯里兰卡锡兰（今斯里兰卡）在公元4~5世纪就与中国有文化交流。17世纪开始，斯里兰卡从我国引茶籽试种，复于1780年试种。1824年以后又多次引入中国、印度茶种和聘请技术人员；1869年，斯里兰卡的咖啡业遭受虫灾失败后，决心以茶业来替代，从而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起来。

垄断中俄茶叶贸易，八大晋商汇通天下，为何会覆灭？

在谈及晋商覆灭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晋商是如何崛起的。毕竟晋商的灭亡不仅仅是自身的原因，外部环境的变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晋商发家史：

晋商在明朝中后期已经崛起，原因简单来讲，就是占据天时、地利与人和。

明朝为了抵御北方蒙古军队，在边境地区从东到西设立了九座军事化重镇，部署了近百万军队、三十多万匹战马。人吃马嚼，需要消耗大量粮草。

当时明朝动用社会化力量为边疆输送粮食，作为报酬，给予商人盐引。山西距离边疆近，太原就是九边之一，晋商靠粮——盐贸易积累了第一桶金。这就是天时和地利。

再来说人和。对山西地理有大概印象的都知道，山西山地多，太行和吕梁山分列东西，可耕地面积少。简单来讲，人多地少，并且土壤贫瘠，光靠种粮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只能外出经商谋生。并且古代宗族观念浓厚，晋商也倾向于用家族子弟来照看生意，这就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晋商接力发展。

当时除了晋商之外，还有秦商，就是当时的陕西商帮。商帮换取了食盐后，就北上去售卖。陕西在西边，通过杀虎口北上，商业范围在蒙古地区；山西在东边，通过张家口北上，商业范围在东北地区，主要是后金一带。所以当时晋商和后金贵族的商业关系很好，并获得了信任，这就为晋商在清代成为皇商埋下了伏笔。

后来明朝盐引超发，盐引总数已经超过了年产盐量，很多商人拿到盐引之后也换不到盐，耽误了粮食输送。明朝直接取消了盐引换粮，直接卖盐引，然后再用银子买粮。晋商在失去了粮换盐引了生意后，马上又发现了一笔买卖，就是茶叶贸易！

因为经常北上做生意，他们知道北方高寒地区人们对茶叶的钟爱。到了清朝，18世纪中叶开始，晋商获得了大清与沙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垄断权。

任何一种生意，只要涉及到垄断，就意味着暴利。实际上，晋商完成一次对沙俄的茶叶出口，获利超过100%！根据后人统计，在上百年的茶叶贸易中，晋商总共收入上亿两白银。

但即使这么多钱，依然没能挡住晋商的覆灭！

晋商灭亡原因：

一：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

虽然晋商的中外贸易搞的有声有色，太谷县甚至成为当时的金融中心，但整个社会依然是重农抑商，并且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比如说当时晋商赚到钱之后不是再投资，而是在老家买宅买地；或者将银子埋在地下，如果家族碰到困难再启用等等。

二：晋商后期的内部腐化。

晋商家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在外生意还有同乡照顾，所以非常容易就发家致富。俗话说，饱暖思淫欲。这就导致了大量晋商的自甘堕落，比如说吸食鸦片、、买官炫耀等等。

三：外部环境的变化。

首先是清成为了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晋商在清俄之间的茶业垄断地位被打破。当时沙俄在通商口岸获得了贸易特权与关税特权，其深入湖广地区收购茶叶，然后运到本国贩卖。而晋商由于要向清缴税，茶叶成本已经超过俄商，竞争力下降。

其次外蒙古事实上。当时主要的边贸城市恰克图外蒙古与沙俄边境。外蒙古事实上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沉重打击了外国商人，比如外国人借给蒙古人的债务，一律废除；提高关税；向外国人征收人口税和职业税；外蒙古禁止中国银币流通，晋商的票号业务退出。可以说，晋商在外蒙古的积蓄毁之一旦。

四：晋商的任务

晋商依靠清成就辉煌，其灭亡也与清的毁灭关系巨大。到了王朝后期，晋商实际上已经成为王朝经济支柱。

战争中，晋商需要筹集军饷、输送粮草；战争失败后，晋商还需要帮助清偿还外债。到了清朝末期，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开始卖官卖爵，当时叫“捐纳”。你给钱，我给你官。晋商总共捐出近200万两白银。

清还向晋商大量借债，但后来清朝灭亡后，债务无法收回。更重要的是，晋商是清政权的寄生，和清是同气连枝的，清灭亡了，晋商怎能有好结果？北洋查封山西票号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五：时代的转向

清后期已经北洋军阀时期，经济已经转向了东南和东部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南京等。依靠垄断而形成的边境贸易不能维继。

茶叶贸易特权被打破后，晋商的票号业务在西方更先进金融制度的冲击下也毫无优势可言。可以说，晋商的辉煌只是封建制度下的财富增殖，并没有推动商业内部的变革。其灭亡也不能说是偶然。

总的来讲，晋商的灭亡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晋商虽然灭亡了，其精神仍在，留给世界的传奇仍在，给后人的思考与启发仍在。

问一下大家。

19世纪中期以来，曾垄断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而鼎盛的竞争逐渐衰微，1868年恰克图的晋商商号已由原来的120家下降到4家，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的市场竞争。

直到1860年，在恰克图茶叶市场上晋商没有竞争，只有晋商把茶叶通过恰克图输送俄罗斯市场。巜1862年陆商通商章程》签订后，1861-1875年间茶输入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海关》额占通过恰克图中国货总额的81.1-95.3％。但是，1862-1869以后，晋商的垄断被打破了，俄商在中国内也采购茶叶经伊尔库茨克海关到市场。1867年，据诺斯克夫商人统计，1862-1869之内，晋商的茶叶输入额从97%降低到65.9%。1867年，俄商通过伊尔库茨克海关输入的茶叶占输入茶叶总额的52.1%。俄商的竞争不断增强，在中国设生产砖茶，1863年俄茶场产量为10500箱，1866年俄茶场产量为42963箱。除了俄商直接竞争外，清对中俄陆路贸易进行和重税的。这样，到1868年恰克图的晋商大批撤市或破产，只剩下4家。

俄罗斯人知道中国的茶吗?

中国的茶世界驰名，俄罗斯当然知道，中国很早的的时候就开始用茶叶作为贸易产品来和世界各地做交易！

十万个丨为什么清末的茶叶出口被俄国人掌控

19世纪，欧洲社会饮茶的风气已经根深蒂固了。中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茶叶供给国，牢牢垄断着世界市场的茶叶价格。外国商人虽然贩运茶叶能赚取高额利润，但茶叶价格居高不下，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市场。那么，面对茶叶市场的垄断人——中国茶商，欧洲各国的商人该如何见招拆招，破除中国市场对茶叶的垄断呢？

上次的文章，我们讲了英国人的策略，他们甩开中国原有的茶叶生产体系，努力研发替代品，搞“产品创新”，在印度殖民地成功发展茶叶种植园经济，打破了中国茶叶商人的市场垄断。这是英国商业的智慧。　　

与此同时，同样对中国茶叶有刚需的人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受制于领土自然地理的，整个国家都不适合种植茶叶，他们没法像英国人一样，培育自己的茶叶品种、自己开设茶叶庄园，他们又该如何去打破中国茶商的垄断呢？

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历史悠久，中国商人通过边境口岸恰克图将茶叶大规模转卖到俄罗斯。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主要被山西商人掌控，山西山人深入到华中地区的茶叶主产区，将茶叶集中到汉口一地，通过汉口-樊城-太原-恰克图的贸易路线，将中国茶运送到圣彼得堡，这条商路一走就是200多年，中国的茶商赚取了巨额的中间差价。

俄罗斯商人也不傻，他们知道这买卖中国茶商赚的盆满钵满，但苦于大清国的闭关，这些商人只能在恰克图做买卖，没法绕过中国的茶商，深入到茶叶主产区内获得成本价。这是“闭关锁国”给中国商人的红利。

一切都随着1861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汉口成为开放口岸，商人可以直接深入到中国的腹地进行商贸活动。商人来到赤壁、崇阳等地向茶农购茶；再者，商人嫌中国茶商生产的茶砖质量不好，就大举出资直接把制茶工厂开在了汉口，生产更加符合市场喜好的茶砖。如此一来，商人从原来的下游购买者，一跃而参与到茶叶收购、茶砖生产的中间环节，掌握了华中地区茶叶生产的控制权。

茶商的利润有多丰厚呢？1877年，在圣彼得堡每担砖茶的成本平均是4.8两，售价则为10.7两，每担利润为5.9两，利润率为137%。当年，砖茶一项就帮助人获利87万两白银。

1886年对于中国的茶叶市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的茶叶对外贸易由盛转衰，但对于中国茶叶的进口需求却逆势高涨。1888年，进口的中国茶叶只占中国茶叶总出口量的31.13%，但到了1898年，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了61.14%。1894年，商人在汉口的茶叶采买量首次超越了英国。人掌握了从茶叶收购、制造加工、外运销售的所有环节，牢牢控制了汉口的茶叶市场，汉口一地输出的茶叶占整个中国输出总量的50%以上，成为清末第一茶叶输出港。这些输出的茶叶又几乎全部被运到俄罗斯，汉口茶叶贸易进入到俄罗斯时代。

以童趣手法呈现中俄茶叶贸易和的茶炊饮茶文化

1905年，随着十月的爆发，新生的政权将茶叶视为奢侈品，严格进口与消费，中国与俄罗斯延续几百年的茶叶贸易急转直下，汉口的茶叶市场也跟着受到牵连，陡然间一片萧条。

19世纪后，当英国市场逐渐摆脱对于中国茶叶的依赖时，茶叶市场却与中国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与英国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选择了抛弃中国，俄罗斯选择了拥抱中国，道理何在呢？

同样面对中国茶商的垄断，英国人选择的道路是培育“自主品牌”，破除中国茶商的垄断；而商人选择的道路则是进一步深入到中国茶产业中，形成对上下游产业的整合与控制，自己充当“垄断者”，从而控制茶叶价格。

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的选择，当英国人逐渐放弃喝中国茶，改喝印度茶、锡兰茶的时候，人却更加依赖中国茶了。

这是口味的选择，也是商业模式的选择？背后的意义颇值得思量~

中国是如何失去了茶叶贸易的主导权？

与英国在广告宣传方面的积极主动相比，清则无所作为。清既不知道外国市场上发生的一切，对这些也不感兴趣，甚至在中国的茶叶出口数量下降之后，仍然缺乏积极应战的姿态，反倒有些幸灾乐祸，认为这恰是一个劝导人民弃末务本的好机会。

闽浙总督卞宝第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至于武夷北苑，夙著茶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末业所存，易荒本务。现在种茶之区，市疲山败，民心颇知改悔，乘势利导，董劝并施，尤属刻不容缓"。

缺乏了的组织，中国的茶叶销售只停留在"由个体茶农采制小量茶叶，然后运往各处叫卖几天"的阶段。

正是双方对待茶叶销售的不同态度，英国积极扶持与清的无为甚至盘剥茶农与茶商，造成中国茶叶销售始终是分散与个体的，不能形成强大的集团，多年以来垄断国际市场的中国茶叶在短时间内即被印度茶叶击败。

伴随着印度茶叶的兴起，中国也完全丧失了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将中国茶叶的失败归因于海外贸易被控制，但是两者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中国商人控制了茶叶的贸易网络，那么中国商人的行为多少也会像17世纪荷兰在香料群岛的情况一样，由于茶叶的种植难度远远高于香料，因此英国便很难从容地培育起一个新的茶叶生产基地。

正是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茶叶贸易完全由英国垄断，才使中国商人和中国完全没有认识到英国的扶持，以至于英国从容地培养了一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使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彻底消失，而贸易垄断权的丧失也就意味着生产控制权的最终消失。

中国从开始就放弃了对贸易的控制，于是欧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商品。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向本土输出各种可能赢利的产品，然而当商人输入的产品与本国产品形成冲突时，便会激起本国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强烈反对。尽管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势力很大，也往往不得不向本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低头，转而寻求新的贸易产品。

相反，中国没有一个商人集团能够控制这种贸易，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出口产品时只能被动地适应西方的需求，结果便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由丝织品和瓷器转变成了茶叶和生丝，即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土地、劳动密集型产品，完成了从一个制造业中心国家向边缘性的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的转变。中国出口产品的转变与兴衰也印证了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海商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国海商的失败，而且是西方商人在全球贸易中确立主导权的胜利。西方商人在控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之后，进一步向中国沿海与内陆延伸。中国的沿海贸易与内陆从事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商帮也纷纷衰落了。

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取得五口通商的权利以后，上海等口岸向西方国家开放，导致了西方国家渗透到中国的沿海贸易中。此时，西方国家不但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同时更是依靠海盗行为夺取中国沿海贸易的份额。

这些国家的商人在沿海不断地拦截中国船只，同时控制了中国沿海的保险，这些保险公司并不向中国商船提供保险，这就使中国商船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外国商人的海盗行为以及他们的竞争，中国从事沿海贸易的帆船数量锐减。

英国人哈特在他题为《来自中国》的报告中写道："五十年前经营牛庄和华南各埠沿海航运的中国帆船，已经摧毁殆尽，华南的大部分贸易也同样转由外国船只运载，扬子江上不断增长的国内贸易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帆船。"据统计，到辛亥前夕，中国帆船总数不及鸦片战争前的1/4。

在海商和沿海商帮衰落以后，内地商帮因为受到外商的挤压，也纷纷衰落了。关于清代商帮的衰落，很多学者从制度等角度进行过探讨，却忽略了中国商人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缺乏保护。

清严格防止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形成集团，造成海外贸易衰落，进而打开国门，使国内商人也不得不面临西方商人的竞争，而此时清并没有对本国商人实行及时的保护，造成本国商人的利润继续被外国商人侵夺，经营茶叶贸易的徽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徽商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宋朝，而徽商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商帮则是明朝实行开中法以后，徽商由于垄断了盐业贸易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商帮。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盐业垄断制度，票盐法使徽商继续了其在盐业中的垄断地位。然而随着茶叶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加，茶叶贸易在徽商经营的比重也持续升高。

至鸦片战争前，徽商在盐业上平均利润总额达到100万～120万两白银，而茶叶出口的年均利润总额则达到了200万两。正是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进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由于徽商很少直接从事海外贸易，只是通过广东的十三行和福建海商出口茶叶，因此当海商衰落时，并未对徽商形成直接的冲击。

但是这已经使中国茶叶贸易的利润出现了缺失，徽商茶叶贸易的衰落正是开始于其茶叶贸易的利润不断被外商剥夺。中国茶商贸易的完整利润链为：茶叶产地—县镇市场—港口—巴达维亚。当外商直接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时，中国海商的利润首先被剥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设立了很多商馆，获得了前往内地采购茶叶的权利。

由于西方商人在运输茶叶过程中享有很多优惠，而中国本国商人仍要缴纳很多厘金，这使中国茶叶商人在内陆茶叶贸易中也无法与西方商人竞争，因而徽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其利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不断深入中国内陆贸易的过程中，如前文所述，英国也在积极扶持印度、锡兰的茶叶生产，并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向英国的出口，此后，印度、锡兰茶叶出口数量不断增长，其速度超过了中国茶叶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而当印度、锡兰茶叶满足了西方的要求之后，西方国家便逐渐减少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量。

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221万担，1887年国外市场的急剧萎缩便造成了茶叶价格的急剧跌落，该年茶叶价格仅为1864～1866年的31.75%～42.75%。至1900年，中国茶叶出口仅为138万担，占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茶叶贸易衰落之后，徽商的利润额大幅度下降，再也没有资本支持其他商品的长途贩运了，徽商的影响力便越来越小了。

此后，清王朝废除了票盐法，更使徽商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彻底衰落了。与徽商同执中国明清商帮之牛耳的晋商的衰落，同样与海外贸易丧失后与西方商人直接竞争关系密切。与徽商一样，晋商在清代最辉煌时期的成就，不是依靠其盐业的垄断，而是依靠茶叶贸易的发展取得的。

19世纪40年代，晋商出口的茶叶金额年均达到了500万～600万两白银，而盐业贸易额则仅为500万两白银左右。同时，晋商票号的发展也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正是在道光时期，晋商茶叶贸易额激增，单纯依靠镖局已经很难应付日益巨大的资金周转需求，票号才应运而生。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俄罗斯商人可以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贸易，晋商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商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天津比全国低1/3税率的特别通商权，同时俄罗斯商人还可以不用缴纳厘金，从汉口沿长江将茶叶运至上海后，走海路到达天津，再走陆路到达恰克图，回到莫斯科。这些便利条件都是晋商所不具备的，故而俄罗斯商人贩运茶叶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晋商终于被排挤出了中俄茶叶贸易。

与茶叶贸易受到排挤的同时，晋商经营的票号也遇到了外国银行业的竞争。由于汇兑只占票号总汇兑额的4%左右，其余主要是针对工商业的，中国商帮的衰落自然影响到晋商的存款，而银行业本身存在网络效应，其萎缩必然带来进一步的萎缩。20世纪初北京的挤兑风波使山西票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据对当时山西主要的十四家票号账务的统计，除了大德川票号贷款比存款仅多一万两外，其他票号收回贷款支付存款是绰绰有余的。这说明晋商票号的经营没有问题，因此是商帮的衰落导致票号因无法收回贷款而倒闭。因此，伴随着其他商帮的衰败，晋商的票号也衰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