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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精神的内涵

徽商精神的内涵

徽商精神是指在中国安徽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商业文化精神,独特地体现了安徽商人在商业经营领域所秉持的一种正义、勤劳、创新、诚信的商业观念。

其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在徽商精神观念中,诚信是商业经营的基本准则,始终以诚实守信为先,经营过程中无论是交易还是与人沟通合作时,都坚持言必信,行必果。

二、勤劳。徽商精神强调勤劳、勤奋的工作精神,认为只有努力工作方能获得收益,商业经营需要冒风险创新,只有勇于拼搏才能获得成功。

三、创新。徽商精神倡导创新精神,鼓励不断提高自己的商业技能和经验,积极开拓市场,面对市场需求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商业经营模式。

四、敬业。徽商精神强调对行业的热情,以及在商业经营中将经营当做一项高尚的职业。徽商们将经营视为自己的事业,尽心尽力地打造品牌,以自己的劳动推动社会的发展。

五、互助。徽商精神还体现在互助精神上,徽商们不仅注重自我发展,更重视与商业伙伴、个人关系的建立与持续的维护,有着“一人得道,全家皆兴”的思想, 维护着大家共同利益与行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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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思想意识、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

徽商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徽商的国学精神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徽商乐善好施,就是儒家仁爱道德的继承和发扬;诚实守信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也是徽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生活常识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可分为物理、生物、化学、医学、急救知识、地理、安全、宇宙天体、自然现象等各方面的常识内容。

安徽人有哪些精神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如何继承徽商精神,成为新时代的新徽商

继承徽商精神,成为新时代的新徽商的方法概括起来如下:

1、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2、竞争合作的包容精神。

3、学用一致的文化精神。新徽商与时俱进,以文化建设凝聚各方面力量,不仅做大企业,更强调做强企业,上下联通、左右连贯、前后照应,共商共建共享。

4、经营制胜的诚信精神。诚信友善是新徽商的经营制胜之道。

5、奋勇崛起的拼搏精神。

6、放达四海的开放精神。

7、百折不挠的自强精神。

8、交流、合作、发展、繁荣一体的时代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表现在哪些方面?

徽商非常敬业,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几年一归,新婚离别,已是平常事。

《歙县志》记载: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徽商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不是一蹶不振,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更为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致富了,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中。

徽商经商致富不忘本,很多徽商获利致富后回到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很多精美住宅、宗祠、牌坊、桥梁、学校、藏书阁等都是那时修建起来的,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徽商还非常具有爱国情怀,在明代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0000石,2000万两银子。

徽商在古老的徽州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艰苦创业、生生不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徽州文化也由此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骄傲。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部动力加上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徽商的文化传统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

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勤俭精神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奉献精神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文化精神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执著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精神文明

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徽骆驼的精神

即徽商精神,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起码,他在苏州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然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可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凝聚徽商下一句

可以是再创辉煌。

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思想意识、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目前,对于徽商精神有多种概括,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的认为是“徽骆驼”精神,有的认为是“绩溪牛”精神,但不论作何种比喻,就徽商精神的本质内涵,我们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开放、诚信、进取、创新、和协。

徽文化特点是什么?

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特征,它所表现的是这个区域文化在一个时代由其特殊的精神需要、精神状态和精神力量所构成的精神特征.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实体,它正具体地存在于徽州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中,并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中那些普遍、恒久因素的积累、凝聚,而不断充实表现出来.那么,徽文化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这是探索徽文化精神的中心问题.

这些年来,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有人认为“它所体现的那种理念或精神有:以义统利的义利观、公私兼顾的公私观、民富国强的家国观、遵守契约的诚信观、贾而好儒的人才观、冲突融合的和合观等”.这是徽州当时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还有人结合徽州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时代,又在徽州这块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徽商,他们不甘穷困,开拓进取,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国数百年,所谓“无徽不成镇”,造成了徽州物质文化的历史辉煌.徽商是鼎盛时期徽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他们除了具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特征外,还具有冒险犯难、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研究徽文化精神,必须要讲“徽骆驼精神”:保旱乡土、严宗祠、尚祖祭、重教育、尚气好义、俭朴勤劳、文风昌盛、崇礼仪……还有人认为徽文化精神特征有:(1)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山的封闭与水的开放,理学的保守与徽商的创新,徽州工艺作品思想内容的封建落后与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等);(2)艺术与环境的结合(徽派版画、新安画派、徽州盆景、徽州方言、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徽菜等都与徽州特别的山川环境紧密相关);(3)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如新安医学先驱师湖北、四川名家,徽剧吸纳弋阳腔、西秦腔精华;而徽商的开拓又将徽文化扩撒至四方,徽戏进京,促成京剧产生,徽州版画“独鳌艺林”等);(4)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徽州文化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融合,兼具山越刚勇好强和土族衣冠尚气重礼的特性)等等.

其他学者还有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阐述的,种种论述统计起来恐怕有几十条,真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徽文化精神内涵之广大,也令人叹为观止.

我认为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徽文化精神,应找到贯穿于徽文化全部精神的本质的东西.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一精神,体现在一大批从徽州走向世界的先哲先贤们的开风气之先的首创精神.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我们相信随着徽精神的多层面开拓和探究,人们将进一步加深对徽文化的认识,了解它的地位,取其精华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如何理解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新徽商精神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新徽商精神致力营造积极向上氛围。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新徽商精神是厚德担当诚信图强创新超越,致力于缓解疫情封校背景下的学生压抑的情绪,激发学生积极进取的乐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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