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資料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紫陽先生、考亭先生、滄州病叟、雲谷老人、逆翁。諡文，又稱朱文公。漢族，祖籍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

年少求學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於尤溪縣城水南鄭義齋館舍（今南溪書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時右眼角長有七顆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紹興五年（1135年），五歲時，朱熹始入小學，能讀懂《孝經》，在書額題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歲時，朱熹與羣兒遊玩，以指畫八卦於鄭氏館舍前沙洲上。向父親問日、問天。

紹興七年（1137年），朱鬆應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鬆病逝於建甌，臨終前把朱熹託付給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劉子羽（朱熹義父），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翬（屏山）、劉勉之（白水）、胡憲（籍溪）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爲教育朱熹。劉子羽視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築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陽樓。

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18歲，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

紹興十八年（1148年）春，劉勉之將自己的女兒劉清四許配給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勅賜同進士出身。

初入仕途

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學於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治縣之法管理縣事，排解同安、晉江兩縣械鬥，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在文廟大成殿倡建“經史閣”，主張減免經總制錢。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爲師，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奠定了朱熹以後學說的基礎。題寫的“鳶飛魚躍”四字匾額。朱熹歸自同安，不求仕進，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詔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詔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但當時湯思退爲相，主張和議。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採納。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爲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擇之、範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長沙）訪問湖湘學派代表張栻。《東歸亂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發生水災。朱熹力勸豪民發藏粟賑饑，還向官府請貸糧食六百斛散發於民，使民不致捱餓。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程顥、程頤著作，從全新角度獨創“中和新說”。這是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標誌朱熹哲學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爲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爲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在五夫創建“社倉”。這種做法可以減輕貧民困難，緩和社會矛盾，也減輕朝廷的施政壓力，後爲許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與知縣、好友石子重講論學問於縣學。在石子重的陪同下，遊覽其父朱鬆任尤溪縣尉時燕居之所“韋齋”舊址，手書“韋齋舊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廟學記》，親書“明倫堂”制匾懸掛於尤溪縣學宮正堂。從此天下學宮匾皆模此刻制懸掛。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稱“寒泉之會”。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在學術上，朱熹認爲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二陸主張心與理是一回事，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與客體。朱熹與陸氏兄弟論辯、講學達十日之久。鵝湖之會並沒有達到雙方統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進一步認識，也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

重建書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當年適逢大旱，災害嚴重，朱熹到任後，即着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奏乞蠲免星子縣稅錢，使災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視陂塘時，在樵夫的指點下找到白鹿洞書院的廢址。經朱熹的竭力倡導，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很快修復。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爲白鹿洞書院殫精竭慮，不遺餘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請名師，充實圖書，還請皇帝勅額，賜御書。還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子，並親自訂立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它不僅成爲後續中國封建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模式，而且爲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爲國內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課題。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陸九淵來南康訪朱熹，相與講學白鹿洞書院。八月，時浙東大飢。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薦朱熹賑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爲解救災民，朱熹迅速採取了幾項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東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爲唐之姻親王淮所嫉，浙東任職僅九個月即離任回家。朱熹曾先後六次上狀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迫於壓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熹表現出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治學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纔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後，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註》，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將《四書》定爲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註》遂長期爲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爲治國之本，也作爲人們思想行爲的規範，成爲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峯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衆講學。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張“正心”、“任選大臣”、“振舉朝綱”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詔命朱熹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61歲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經界則是他全部變革的靈魂。時值當地土地兼併之風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併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沉重的剝削，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行“經界”，即覈實田畝，隨地畝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但卻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長子朱塾卒。聞噩耗後，朱熹無奈以治子喪請祠。五月，朱熹遷居建陽。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後更名爲“滄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詔賜的“考亭書院”。

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蒲來矢起義，震動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勢驟然緊張起來。朱熹臨危受命，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賜紫章服。具有道學家傲骨、強烈憂國憂民心態的朱熹，不敢推辭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時，瑤民已敗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採取了善後招撫的懷柔政策，遣使招降瑤民起義軍首領蒲來矢。因本次鎮壓瑤民起義是湖北、湖南兩地的共同行動，朱熹的招撫遭到了湖北帥王藺的反對，在蒲來矢押解後，王藺主張斬殺以警衆。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寧宗面懇，要求對瑤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後，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朱熹改建、擴建了位於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空餘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爲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紹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九月，朱熹於行宮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寧宗正心誠意，第二札要宋寧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札論潭州善後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詔進講《大學》，反覆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引起宋寧宗和執政韓侂冑的不滿。因此，朱熹在朝僅46日，被宋寧宗內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還居建陽

紹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還居建陽考亭。

宋朝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監察御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僞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朱熹被斥之爲“僞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僞學”。朱熹以僞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於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

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後，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將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後繼有人。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嚇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十一月，朱熹葬於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後，被諡爲“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尤溪縣），後隨母遷居建陽崇安縣(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陽考亭，故後世有“考亭學派”之稱，其遊歷甚廣。南宋詩人、哲學家，教育家。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理氣一元論的體系。

朱熹爲紹興十八年（1148年）進士，紹興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紹興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後5年，經常往來於泉屬各地訪友求賢，尋幽攬勝。同安至泉州相距百餘里，安海地處泉同之間，爲必經之地,因此，朱熹往返兩地，常在安海歇息過夜。每次路過安海，則訪問朱鬆遺蹟遺事，招集鎮中耆儒名士講論經學，對安海文風產生極爲深遠的影響。）任滿後，請求辭官，潛心理學研究，四處講學，宣揚他的“太極”即“天理”和“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爲程（指程顥、程頤）朱學派的創始人。

理學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着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爲標準取士，朱學定爲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爲宗”。朱學遂成爲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爲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爲後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後，被諡爲“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爲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於經學註釋著作成爲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爲“朱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爲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啓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爲後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十四歲，父去世，遵父遺命，他從學於父友胡原仲、劉致中、劉 衝。後劉致中以女許嫁朱熹。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朱熹登進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羅從 門人李侗爲師。始知釋老之說爲非，學問而就平實。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棄官回故里，致力學術，歷二十餘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辭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的朱熹出知南康軍，八年，改除提舉浙東常平鹽公事。光宗即位後，又知漳州、潭州。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兼待講。總之，朱熹一生自舉進士至死，凡五十年，經歷了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於外者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爲寧宗講《大學》。其餘四十年過着講學著書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啓蒙》、《朱子語類》等書中。按朱熹《年譜》，《周易本義》成書於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啓蒙》成書於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據今人朱伯昆考證，“《本義》於《啓蒙》前，並未成書。”（《易學哲學史》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年）此說可謂精確。需要說明的是，《易學啓蒙》雖列朱熹名下，而並非他一人所爲，是他與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結果。蔡元定學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記載道：“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啓發者非一。……六經、《語》、《孟》、《學》、《庸》之書，先生與之討論講貫則並馳其功焉。《易學啓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後就，晦庵復刪潤之，始克成書。”（《蔡氏九儒書》卷首《蔡氏諸儒行實》）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關於《易學啓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刪潤而成的記載，在《宋史》中有同論。《宋史.蔡元定傳》曰：“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畢竟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這一點同時在未熹的言論中可以得到印證。朱熹在給蔡元定信中說：“《啓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說：“《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爾？”（《文集續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啓蒙序》中也明言：“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雲。”此“同志”即蔡元定。“爲書四篇”中“書”即《啓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記可信。

著作研究

朱熹作爲中國封建社會13世紀以來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以他爲代表的理學思想在中國社會、東亞各國家民族，乃至世界華人社會有着相當的影響及作用。朱熹的哲學、思想以及對朱熹著作的考證、朱熹歷史地位的評價等問題都有待展開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觸角涉及到儒家經典的所有領域。清代學者全祖望在編撰《宋元學案》時曾感慨地稱朱子是一位“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大學者。據《四庫全書》的著錄統計，朱子現存著作共25種，600餘卷，總字數在2000萬字左右。這還是個十分不完全的統計，但僅僅這一組數字已極爲可觀，足以樹起一座辛勤創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豐碩之外，朱子的著述還呈現出形式多樣化的特點。“述而不作”是從孔子即已開始的儒家傳統。所謂“述”，實質上是一種藉助對儒家經典的註解和詮釋來闡發自己思想和理論的創作方式。朱子是利用這種方式構建自己理學體系最成功和最活潑的學者。他的《四書章句集註》、《詩集傳》、《周易本義》等就是這一類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決不是個“不作”者，他以大量嚴謹的理論著作爲自己的理學大廈奠定了基石。《太極圖說解》、《西銘解》等是其哲學思想的高度結晶，《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等是其史學理論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則是他理學思想的最後集結。朱子的另一類著作，如《楚辭集註》、《韓文考異》等是對前代學術遺產的整理和研究。這一類著作不僅顯示出朱子深厚和廣博的學術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時期的學術取向。爲前代理學家編纂遺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種類型。他爲程頤、程顥編了《二程遺書》、《二程外書》，

爲謝良佐編了《上蔡語錄》，還爲他的父親朱鬆編了《韋齋集》。朱子還有一部與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錄》。這是他居喪期間在寒泉精舍爲母親守墓時與呂祖謙共讀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的著作，共同編選而成。這是一本被稱爲“我國第一本哲學選輯之書，亦爲北宋理學之大綱，更是朱子哲學之輪廓”（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開始編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後，裒集、輯錄朱子不同類型和不同內容的著作以成書的現象，隨着朱子地位的不斷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編集著作最盛的時期，不僅官方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民間的熱情也非常高漲，“大全”、“全書”、“類編”、“類纂”、“全集”、“大全集”之類的書層出不窮。康熙年間，大學士李光地奉敕編修的《朱子全書》，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部，卻也是一部不全之書。所以，準確地說，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間，還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朱子全集問世。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