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處機的資料

丘處機（1148年—1227年），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今屬山東省）人，道教全真道掌教、真人、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養生學家和醫藥學家。丘處機爲南宋、金朝、蒙古帝國統治者以及廣大人民羣衆所共同敬重，並因以74歲高齡而遠赴西域勸說成吉思汗止殺愛民而聞名世界（行程35000裏）。

早年經歷

1148年（皇統八年）農曆正月十九日，丘處機生於山東登州棲霞。自幼失去雙親，嚐遍人間辛苦。從童年時就嚮往修煉成“仙”，少年時棲身村北的公山，過着“頂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的生活。傳說，他爲了磨鍊意志，曾一次次將銅錢從石崖上扔進灌木叢，直到找到爲止。

年十九出家寧海昆嵛山，（今牟平境內）。1167年開始學道。1168年拜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爲師，王重陽爲他取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

1169年（大定九年），王重陽攜弟子4人西遊，途中得道飛昇於汴梁城，囑咐：“處機所學，一任丹陽。”自此，丘處機在馬丹陽教誨下，知識和道業迅速長進。和其他師兄弟合稱“全真七子”他們是：丹陽子馬鈺、長真子譚處端、長生子劉處玄、長春子丘處機、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清靜散人孫不二（馬鈺之妻）。全真七子隨王重陽一起弘揚道教全真派，丘處機在王重陽仙化後入磻溪穴居，歷時六年，行攜蓑笠，人稱“蓑笠先生”。後又赴饒州龍門山（今寶雞）隱居潛修七年，成爲全真龍門派創始人之一。

1168年（大定八年）至1170年（大定十年）間，丘處機跟隨王重陽在山東和河南傳教。

1170年（大定十年）春，王重陽在河南汴梁昇天後，丘處機跟隨同門馬鈺、譚處端和劉處玄到陝西終南山拜會王重陽的朋友，及後於1172年將王重陽靈骨遷葬終南山。

聲名大振

1174年（大定十四年）8月，丘處機隱居磻溪（今陝西寶雞境內）潛修7年，又到隴州龍門山潛修6年。這期間，他“煙火俱無，簞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獨坐”，生活極爲清苦，但“靜思忘念，密考丹經”，潛心於養生學和道學的研究，並廣交當地文人學士，獲得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

1188年（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丘處機應金世宗召，從王重陽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陽、馬丹陽（時已去世）像於官觀，並職“高功”，主持了“萬春節”醮事。對皇帝作出了“持盈守成”的告誡。此時丘處機已名聲大振。

1191年（明昌二年）秋，丘處機東歸故里，修建了一處修道之所，金章宗賜匾額“太虛觀”，即後來的太虛宮。因該宮地處濱都裏村，棲霞人俗稱之濱都宮。

到訪嶗山

丘處機多次到訪嶗山，開創了全真道教的“龍門派”。《太清宮志》載：“宋慶元元年乙卯，真人丘長春……七真來嶗山。止於本宮，講道傳玄，宏闡教義，道衆大悟，各受戒律。”太清宮三皇殿之後巨石上刻有他的石刻十首。

1208年（泰和八年），他到萊西永真觀後又來嶗山，較長時間在這裏修道，今白龍洞（仰口景區）有他的石刻20首。他認爲“牢山”名不好，山如同一座大鰲伏於海畔，命名爲鰲山，因而明代在山畔建“衛城”的時候叫“鰲山衛”，海畔叫“鰲山灣”，是青島藍色硅谷主要“一極”。後又來青島，在上清宮有題“詞”和“詩”。

嶗山有許多丘長春的題詞、詞、詩的刻石，多爲丘長春所寫，後人上石刻字，如上清宮旁的丘長春詞《青玉案》：“長春真人於大安己巳年膠西醮罷，道衆邀請來此山，上至南天門，命黃冠士奏空洞步虛畢，乃作詞一首，名曰《青玉案》。”白龍洞刻詩20首，是嶗山最大的一片石刻。

掌教時期

1203年（泰和三年），劉處玄去世，丘處機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處機掌教時間長達二十四年，期間他在政治和社會上積極發揮自己的影響，使全真道乃至整個道教的發展都進入了興盛時期。

在1203年（泰和三年）至1219年（興定三年）間，他在山東蓬萊、芝陽、掖縣、北海和膠西等地傳教；1214年（貞祐二年），山東發生楊安兒起義，金朝駙馬都尉僕散朝恩請丘處機協助招撫亂民，憑藉丘處機的聲望，登州和萊州等地很快恢復平靜。

1216年（貞祐四年），金宣宗下詔派東平軍王庭玉召丘處機赴汴梁，但丘處機認爲金朝皇帝有“不仁之惡”，推辭未前往。

至1219年（金興定三年，宋嘉定十二年），宋寧宗派遣將領李全、彭義斌持詔書敦請丘處機赴臨安，丘處機認爲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也推辭未前往。

萬里西行

1219年（興定三年）五月，成吉思汗派使者劉仲祿等人攜帶詔書前往山東邀請丘處機前往蒙古帝國相見，十二月，劉仲祿到達山東萊州昊天觀，奉命邀請丘處機前往蒙古帝國與成吉思汗會面，丘處機說：“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欣然同意前往。

1220年（興定四年）農曆正月，丘處機挑選門人弟子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名弟子離開山東昊天觀，啓程西去，這時他已經年屆73歲。幾個月後到達大蒙古國統治的燕京（原金朝中都，1215年5月31日被蒙古帝國攻陷後改名燕京），丘處機一行人入駐玉虛觀，得到當地官員的熱情接待。此時，丘處機聽說成吉思汗已經於1219年（興定三年）六月統兵西征中亞的花剌子模沙朝，而自己年事已高倦冒風沙，欲約成吉思汗來燕京會見，於是寫了一份陳情表。劉仲祿乃令曷剌急馳報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忙於西征戰事，不能東到燕京，便寫了回覆詔書，派遣曷剌帶回復丘處機。

丘處機知道燕京會見不可能，便於1221年（興定五年）春天繼續西行。當時劉仲祿欲爲成吉思汗挑選處女，丘處機當即勸阻，他說，“春秋時期齊景公爲了削弱魯國，派人挑選美女80人送給魯定公。定公與國相季氏朝歡暮樂，朝政日衰，孔子爲此指責定公：君相沉溺於聲色，國家何以圖強？”後成吉思汗知悉而罷選。

1221年（興定五年）四月出居庸關，途經漠南和中亞地區，在漠北草原拜會鐵木哥斡赤斤後一路西行，途經鎮海城時接納田鎮海的建議留下宋道安、李志常等九名弟子修建棲霞觀，然後再經回紇城、昌八刺城、阿里馬城、賽藍城。於同年冬天抵達撒馬爾幹。

一言止殺

1222年（興定六年）四月，丘處機途經鐵門關抵達“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八魯灣行宮覲見成吉思汗，實現了龍馬相會（成吉思汗屬馬，丘處機屬龍）。成吉思汗稱他爲“神仙”。同年秋冬，成吉思汗三次召見丘處機，詢問治國和養生的方法，丘處機向他以“敬天愛民”、減少屠殺、清心寡慾等爲迴應。及後，成吉思汗下詔耶律楚材將這幾次的對話編集成《玄風慶會錄》。

1223年（元光二年）春天，丘處機向成吉思汗辭行，成吉思汗下詔豁免全真道的賦役，並沿途派兵護送，一行人於冬天抵達宣德府。

跟隨丘處機一路西行的十八名弟子之一的李志常，根據一路上的西行見聞，後來寫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晚年生活

1224年（正大元年）春天，丘處機應燕京官員的邀請主持天長觀。

1227年（正大四年），成吉思汗下詔將天長觀改名長春宮（今北京白雲觀），並贈“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處置”，即詔請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

1227年（正大四年）農曆七月初九日，丘處機在長春宮寶玄堂逝世，享齡80歲，瑞香氤氳整個北京城三日，世人稱奇。逝世一週年，他的弟子將他安葬在長春宮內的處順堂。

元世祖時，追尊其爲“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天下百姓爲紀念“邱神仙”的無量功德，遂定其生辰正月十九爲燕九節，歲歲慶祝至今，現已成爲京津地區的著名風俗之一。

丘處機是“萬里赴詔，一言止殺，悲天憫人”的道教全真龍門開創祖師。在學術界有不少人對他進行過深入的探討和研究，並撰文予以評價。尤其是在對他思想評價的認識上，各有說法。

三教合一

長春真人直接繼承了王重陽三教合一的思想，認爲先聖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貫，不相違逆。他曾說：“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磻溪集》卷一）。三教大道，皆可救世，適時而用，只是世人執迷不悟，自造憂患。在處世上，他說“和光同塵隨是非，化聲相待無相潔”，然而“達士隨方化有情”（《磻溪集》卷三），就是說達士無除暴懲惡之權，只宜隨緣說法，方便行事，弘揚教化，引人向善而已。雖然“衆人皆不悟，三教莫能規”（《磻溪集》卷四），而長春真人仍致力於“建德隨方料物宜，因時設教從人樂”（《磻溪集》卷三）。真人年逾七旬，西遊萬里，度化成吉思汗戒殺。

悲世憫人

追溯長春真人往昔的悲世憫人思想言行，就更可以知其爲人了。《述懷—調寄滿庭芳》詞：“漂泊形骸，顛狂縱跡，狀同不繫之舟。逍遙終日，食飽恣遨遊。任使高官重祿，金魚袋，肥馬輕裘。……深知我，南柯夢斷，心上別無求。”說明了他不爲名利所動，專心濟人利物的思想。在“憨物詩”中寫道：“天蒼蒼兮臨下上，胡爲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又詩云：“呈天生萬象，萬類屬皇天，何事縱凌虐，不救生命全。陰陽成造化，生滅遞浮現。最苦有情物，難當無善心”。他在“秦川吟”中寫道：“十年苦志忘高臥，萬里甘心作遠遊”。這些詩句都是他面對當時的社會，目睹生靈塗炭而發出的嘆息和疾呼聲。抒發了他悲天憫人，甘願爲人民而奔走的情懷。

另外一些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有關丘處機平生熱心濟世及其弟子傳其道的思想言行記載。如弟子《尹清和語錄》雲：“丹陽師父全行無爲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是執古是謂道紀，無施不可。師父嘗雲：‘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爲靜坐上得。是以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這段記載說明長春真人與丹陽真人所處社會環境的不同，在修養上所走的路子也不同。說明了他只是在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的力行思想。元商挺《大都清逸觀碑記》說：“長春丘公應騁南還，至蓋裏泊，夜宣教語，謂衆人說：‘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失。此修行之先務，人當銘諸心’。既居燕，上庶之託跡，道侶之來歸阪者，不窗千數”。丘處機在當時亂世中，無處不以“救世爲先務”作其行動的指南。正如《古今圖書集成·跋長春真人手帖》所言：“雖寄身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開闢了救世濟民的有利條件，開創道教“十方叢林”體制。元王鄂《大宗師典常真人道行碑》說：“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離於燕者，往往竄名名籍；公（李志常）委曲招延，飯於齋堂者日數千人，或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之誠，類如此”。這一類覺世救人的史料尚多，元戈彀《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徒單公《履沖和真人潘公神道碑》等均有類似的記載。

創立全真教

王重陽祖師創立全真教，而全真教的崛起，又是與丘處機的濟世之奇功不可分的。當時人民信仰全真之事，隨處可見，其推行之遠，傳佈之速，足以驚人。《奉聖州永昌觀碑記》雲：“……全真教興焉，淵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從之，實繁有徒，其特達者各潛戶多。“一敦純樸素，有古遺民之遺風焉”。這就道出了全真教於金元之交的盛況。清末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說，全真教是亂世中積極的宗教，而丘處機更是積極的人物。乾隆曾爲北京白雲觀丘祖殿題聯曰：“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祕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真可謂至言之筆。長春真人之所以能爲世人而立奇功，取得前哲後賢之佳譽，是他以“救世濟民”思想爲行動指南的結果。

丘處機在《長春祖師語錄》中指出：“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只有一點陽光，超出劫數之外，在身中爲性海，即元海也。”全真道把成仙證真的根據建立在人心所具有的“真性”上，超出生死或長生成仙之道，唯在自心中體認真性。“按全真道的觀點，自心真性本來無欠無餘，只因被邪念遮蔽迷亂而不自覺，只要在心地上下功夫，於一念不生處體證真性，便可於一念間頓悟，乃至超出生死”。全真道的這種唯重修心見性以期超出生死的修煉路線，已十分接近佛教之道。修心見性的具體做法是什麼呢？

丘處機在《北遊語錄》中指出：“但心定，行住坐臥皆是行道。如心定，有爲也是，無爲也是；心不定，處有爲也不是，無爲也不是。”也就是說，首先要心定，從而清除妄念，磨盡愛慾、除去舊習。故丘氏在《捨本逐末》詩中雲：“一念無生即自由。”又如其《月中仙·山居》雲：“天生耿介，愛一身孤僻，逍遙雲壑。利名千種事，我心上、何曾掛着。”他的《無俗念·性通》上片很好地表現出這一點：“法輪初轉，慧風生、陡覺清涼無極。皓色凝空嘉氣會，豁蕩塵煩胸臆。五賊奔亡，三尺逃循，表裏無蹤跡。神思安泰，湛然不動戈戟。”又如：“放四大，優遊無所爲。向碧巖古洞，完全性命，臨風對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鍾美酒，日月循環不老伊。”故況周頤曰：“丘長春磻溪詞，十九作道家語，亦有精警清切之語。”其《無俗念·靈虛宮梨花詞》最爲後人所欣賞：“春遊浩蕩，是年年、寒食梨花時節。白錦無紋香爛漫，玉樹瓊葩堆雪。靜夜沉沉，浮光靄靄，冷浸溶溶月。人間天上，爛銀霞照通徹。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舒高潔。萬化參差誰信道，不與羣芳同列。浩氣清英，仙材卓犖，下土難分別。瑤臺歸去，洞天方看清絕。”

其次是外修功行。王喆去世後，七大弟子分至各地傳教，但他們對王喆的宗教思想的理解各有不同，丘處機在繼承王喆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龍門派內外雙修的基本原則。與王喆的其他弟子相比，丘氏所開創的龍門派更注重吸收儒家思想，顯示出儒家所具有的入世傾向。

著名學者錢穆曾論述丘處機之學與馬鈺之學的差異，他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中認爲：“丹陽（馬鈺）之學似多參佛理，獨善之意爲多。長春之學似多儒術，兼善之意尤切。而兩人之學皆出重陽，蓋重陽宗老子而兼通儒釋，而丹陽、長春則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錢先生所論極是。丘處機在論述修心見性時，主張從積累功行開始。如前所述，全真道認爲自心真性本來無欠無餘，只因被妄念遮蔽迷亂而不能自覺。雖然制服妄念可以真接從煉心方面入手，煉盡妄念，僅存正念，久而久之正念亦除，達到於一念不生處體證真性，直到超出生死。但丘氏根據自己的修行體會，感到僅僅單純地以心制念，難度很大，也應該在塵世中錘鍊，同時在這種錘鍊中積累功行，直到功行圓滿，道心自成。

《北遊語錄》中轉引丘處機的話說：“俺學者，下志把握心情，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回，雖鬼神至靈不能窺測，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遏，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它，只是少闕功行也。”所以，丘氏開創的龍門派一方面重視修心見性，另一方面也重視外修功行。丘氏提倡的內外結合實際上就是儒道結合，內道外儒，這也是王重陽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一種體現。任繼愈先生認爲它已成爲儒教的一個支派：“應當指出，金元時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與世俗的忠孝仁義相爲表裏，把道教社會化，實際上是儒教的一個支派。”

丘氏的外修功行主要表現在爲民做實事上，最著名的是他不顧年老體衰，萬里西遊，勸成吉思汗戒殺這一壯舉。《磻溪集》收錄了他在出發前寫的《復寄燕京道友》，詩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其愛民之心溢於言表。實事上，他也得到了人民的愛戴、關心，如其《滿庭芳·述懷》雲：“逐疃巡村過處、兒童盡、呼飯相留。”《無漏子·樂道》亦云：“昏告宿，餒求食，坊村沒阻顏。”

第三，積極進行齋醮活動。雖然金元全真道繼承的是鍾呂內丹派，以個人修煉成仙爲其宗旨，但是也繼承傳統的修煉方法，進行齋醮鍊度。另一方面，個人修煉的影響畢竟有限，爲了全真道的發展，故從馬鈺開始，在傳教的方式上逐漸興起了齋醮之風，通過禱雨祈晴等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信徒。劉處玄、王處一的齋醮之事較爲頻繁，丘處機的齋醮活動就更多了。

全真道士所進行的內修心性、外修功行的修煉，是以極端的僧侶禁慾主義爲基礎的，是苦修。他們從開始起，就仿印度佛教初期之制，建立了出家制度，倡修苦行，不準有妻室，該制度是與其成仙證真的信仰和內丹修煉的要求相適的。全真道還吸取了愛染緣起之說，把傳統道教的節慾思想發展到極端，宣稱家庭、親情的虛妄。他們把家庭看成“牢獄”、“火宅”，稱父子夫妻親情爲“金枷玉鎖”，宣揚人的七情六慾是成仙證真的大障，要人把七情六慾都消散。丘處機身體力行，“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蓑，雖簟瓢不置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七年，如在磻溪時。”丘氏在磻溪六年，晝夜不眠，這是最使人驚歎之處。

丘處機倡導內丹心性說理論和三教合一思想，有別於傳統道教多爲“飛昇煉丹之術，祭醮禳禁之科”，不重視文化修養的風習，力主文以載道、文道並重，在理論上有所建樹，以便更好地宣傳本門教義。他原先文化水平不高，自入道門以後即刻苦自學，不僅精通道教經典，而且對儒佛二家經典也多有研究。元代人陳時可說丘處機“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蒿，大率以提唱玄要爲意，雖不雕鐫而自然成文，有《溪》、《鳴道》二集問世”。除了上述兩書外，丘處機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大丹直指》。該書系統地介紹了全真教內丹修煉法之奧祕，理論博大精深，被後人譽爲“文簡而理直，實修真之捷徑，入道之梯楷”，是中國道教經典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