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一生經歷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別號憂庵，晚號栲栳，晚年號稱南山先生。死後，諱其姓名而稱之爲“宋潛虛先生”。又稱憂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趙申喬，據《南山集·致餘生書》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蹟，參戴名世 “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爲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發，被逮下獄。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殺於市，史稱“南山案”，戴名世後歸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背景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時家境相當貧寒，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窘困多艱的時期，也是一個發憤立志的時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歷，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活磨鍊，不僅鑄就了戴名世獨特的性格特徵，而且也爲他日後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進，力學古文不輟。他“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與朱生書》）。戴名世六歲開蒙就讀，十一歲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爲戴氏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壽序》）。由於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爲古文辭，二十歲起開始授徒以養親，二十八歲以秀才入縣學，不久後以拔貢生入京師，補爲正藍旗教習。

執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開館執教，使其對社會對生活都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在明清之際熾熱的民族思想推動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時期就日漸樹立起“視治理天下爲己任”的豪情壯志。

戴名世三十四歲時被督學使者李振玉薦入國子監。作爲一個正直的文士，他不願“曳候門之裙”，因此只能過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後，他在京師與徐貽孫、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使達官貴人們側目。戴名世與方苞等人的結合，是以鍼砭時弊、振興古文爲共同旨趣的。他們每每“酒酣論時事、吁嗟咄嘻，旁若無人！”（戴名世《北行日記序》）。這毫無疑問招來了公卿大夫們的仇視和攻擊。而他們在古文創作方面的長期切磋研討，也有力地推動了古文的；他們的古文創作實踐，又哺育着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則於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初集原序》）的宏大願望。當時，因爲明史資料散逸頗多，有些又失於記載，因此尚無人能寫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負，他很想仿效《史記》形式，作出綱目，然後廣泛蒐羅資料，相互參證，力求真實，寫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因此他廣遊燕趙、齊魯、河洛並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訪問故老，考證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遺餘力。一時之間，文名播於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雲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由於戴氏居南山岡，遂命名爲《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同類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正是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兩百多年，卻也使他遭致殺身大禍。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種與清政府合作的態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歲，赴順天鄉試，中第五十七名舉人。第二年參加會試未中，復於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試，中會試第一名，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供職，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時過兩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錄有南明桂王時史事，並多用南明三五年號，被御史趙申喬參劾，以“大逆”罪下獄，又兩年後1713年三月六日（3月31日）被處死，死年六十歲。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當時政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開山鼻祖方苞、侍郎趙士麟、淮陰道王英謨、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發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會原因。滿清貴族入關掌握中原政權後，雖然採取了一些籠絡人心的措施，但“剃髮”、“圈地”等一系列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乃使人心思變，清統治頗爲不穩。於武力鎮壓後，清廷又特別重視從思想上加以嚴厲鉗制，動輒屢興大獄，深文周納，羅織罪名，對他們認爲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進行酷烈的鎮壓。《南山集》遂罹其難。

文史成就

戴名世在文學、史學方面都有相當大的成就。從《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發展，有其特色。他與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論文主張對桐城派古文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他認爲作文當以“精、神、氣”爲主，語言文字爲次（《答張、伍兩生書》）。他又認爲文章之所以能傳神，關鍵在於“義理”，而“語氣”則是從屬之物（《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對藻飾剽竊，認爲“自然之文”纔是文章的最高標準，而文章只有講究“精”與“神”才能達到“自然”的境界。同時，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須“道、法、辭”三者均備，即思想內容、結構法則與語言應當完美結合，三者缺一不可（《與劉言潔書》、《己卯行書小題序》等）。所有這些主張都爲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當的理論基礎。

戴名世文章以史論、史傳、遊記、序跋爲主。他對史學很感興趣，時常傾慕司馬遷、歐陽修獨自修撰《史記》、《五代史》。他每讀《史記》，聯想今世，常感慨激發，痛惜明清之際許多可歌可泣的忠臣義士以及許多使人痛恨的亂臣賊子事，皆湮沒於世，而有明一代的成敗得失，也不得聞之於後人。因此他決心仿效司馬遷、歐陽修，立志修撰《明史》。這樣他在漫遊天下時就有心收集軼聞遺編，特別是有關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說自己“二十年來，搜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萬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觸喉而出……欲將之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與劉大山書》）。由於他生活十分窮困，藏書甚少，又忙於教書，亦無閒瑕，因此他本來是準備等材料蒐集全之後，年老退隱名山，專事著述，但此願未了而大難猝然臨頭。他著述的志願雖然最終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書亦可名垂後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論、史傳等，算是對行遊天下、考稽放失舊聞的一個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