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茶葉貿易

中俄茶葉貿易是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茶葉進出口貿易。中國是全球茶葉生產和出口大國，而俄羅斯則是中國茶葉主要的進口國之一。

中俄茶葉貿易始於18世紀。當時，俄羅斯貴族喜愛中國的“紅茶”，並將其作爲珍品供奉給沙皇。隨着時間的推移，中俄茶葉貿易越來越頻繁，茶葉品種也越來越豐富。

目前，中國出口的茶葉品種包括綠茶、紅茶、烏龍茶、普洱茶等。俄羅斯則是中國茶葉的主要進口國之一，其茶葉消費市場呈現出多樣化和高端化趨勢。除了進口中國茶葉外，俄羅斯本土也有一些知名的茶葉品牌，如“天山茶”，“普萊恩茶”等。

近年來，隨着中俄兩國之間政治和經濟關係不斷加強，中俄茶葉貿易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未來，中俄茶葉貿易有望實現更加的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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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俄羅斯茶產品進出口貿易中的佔比及排名

俄羅斯年進口茶葉約20萬噸，價值兩億美元。主要供應國爲斯里蘭卡，進口量佔俄年茶葉進口總量的近42%。其次是印度佔25%，第三位是印度尼西亞，中國佔俄市場份額7%。

淺談武夷巖茶如何傳遍世界各地

唐宋時，茶禁甚嚴,“載建茶入海者斬”。明初還規定：“銖兩茶不得出關。”(見陳繼儒《茶小序》)，因而了武夷茶的傳播。

　　明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攜帶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內的各種名茶做爲禮品贈給各國，打開茶葉之門，外銷從此開始。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從澳門收購武夷茶，經爪哇輸往歐洲試銷。

　　明末清初，茶禁鬆弛，朝廷允許民間進行茶葉貿易，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由於當時還實行海禁，海路不暢通，陸路上則出現了由山西商賈組成的茶幫，專赴武夷山茶葉市場採購茶葉運往關外銷售。其時武夷茶便越分水關至江西河口上船，由信江順流而下波陽，沿着“絲綢之路”的路線，躍身於國際市場。

　　明崇禎十一年(1638)，大使斯塔爾科，在恰克圖以貂皮、麝香等物，從蒙古商人門塞手中換得武夷茶64斤帶回彼得堡，獻給沙皇，從此沙皇及朝廷貴族便愛上武夷茶。隨後就從中國進口茶葉。清康熙三年(1664)，商人向英國國王送了一普特的中國武夷紅茶，受到皇室的青睞。隨後英國朝廷也從東印度公司運銷市場得到茶葉，逐漸品嚐起茶的.味道。於是茶葉又從彼得堡來到倫敦的商店，出現在歐洲市場。茶葉在西歐有了市場，俄商對茶葉需求量就與日俱增，成爲當時中俄貿易的主要大宗商品。清朝理藩部會奏稱：“蒙古商務，向以茶葉爲大宗。”

　　康熙十九年(1681)，江西茶商、山西茶幫，經過數度與俄商貨物交換接觸，獲得厚利，便沿信江抵武夷山下的河口鎮(鉛山縣城)，過分水關，來到閩北茶葉集散地——下梅、赤石，設棧收購，建廠製茶。當時星村、赤石茶行林立，生意興隆，分別被譽爲小蘇州和小上海。《崇安縣新志·物產篇》載：“清初茶市本在下梅，道光咸豐年間，下梅廢而赤石興。盛時每日竹筏三百張，轉運不絕。紅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縣來採辦，運往關外銷售。一水可通，運費節省，故武夷之利，較從前不啻僅蓰(蓰，五倍之意)。”山西幫茶商運載磚茶、布疋等物資到庫倫和恰克圖參加互市，一條自崇安武夷山經鄰縣——江西鉛山縣北上直至恰克圖的陸路運茶之路應運而生，促進了交通運輸的發展，溝通了國際商品交流。清同治《廣信府志》引《紫溪橋記》雲：“鉛山爲八閩門戶，車馬之音，晝夜不息。”《讀史方輿紀要》也記載：“縣(崇安)西北分水嶺上，接江西鉛山縣界，……商旅出入恆爲孔道。”

　　雍正五年(1727)，中俄簽定《恰克圖界約》，確定恰克圖爲兩國商人互市地點，邊界分設中俄市場，即稱中國街和街，兩國商隊都將貨物運到這裏進行互市交易。武夷茶北運時，由武夷赤石啓程，經過分水嶺，擔挑馬拉，入鉛山裝船。順信江下波陽，穿湖而過，出九江入長江;溯江抵武昌，轉漢水至樊城(襄樊)起岸。貫河南入山西晉城;經潞安(長冶)抵平遙、大同到張家口。再由張家口啓程走軍臺三十站,轉北十四站到庫倫北行十一站達恰克圖。全程經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河北等省，近5千公里。《清稗類鈔》記載：在這條南路上，有車幫、馬幫、駝幫。夏秋兩季運輸以馬和牛車爲主，每匹馬可馱80公斤，牛車載250公斤。由張家口至庫倫馬隊需40天以上，牛車需行60天。冬春兩季由駱駝運輸，每峯可馱200公斤，一般行35天可達庫倫，然後渡依魯河抵達恰克圖。駱駝或車皆結隊而行，每15駝爲一隊，集10隊爲一房，每房計駝150頭，馬20匹，有20人趕駱駝。在清乾隆、嘉慶、道光年間，茶葉貿易繁盛，茶葉之路的駝隊經常是累百達千，首尾難望，駝鈴之聲數裏可聞，這是繼“絲綢之路”後代之興起的“茶葉之路”。閩北茶區年產數萬箱，雍正十三年在這條路上運輸的茶約爲一萬多普特。道光十年(1820)就達3萬普特，三十年達到5萬普特。閩北一帶的茶葉源源集於赤石、星村、待客而沽。

　　十八世紀末，“茶葉之路”進入鼎盛時期，爲了滿足貴族們對武夷茶的偏愛，英國有關部門還特別規定，每船都必須載滿七分之一的武夷茶入口。荷蘭當局則通過法規：高級的茶要先用精緻的白金器皿分裝後再裝箱，以免中途破損受潮黴變。茶商對武夷名叢，更是傾慕不已，甚至指株索購：“茶之至美者名爲‘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巖下，僅一樹，每歲廣東洋商預以金定此樹，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見《寒秀堂筆記》)“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歲運番舶，通之外夷。”(見《歸田瑣記》)

　　18世紀中葉，武夷茶又率先進入美洲。美洲商人們還以廣告、傳單等形式宣傳武夷茶，甚至保證：“武夷茶若不合口味，可以退貨……武夷巖茶傳遍世界各地，香飄四海。

萬里茶道經過的城市有哪些

萬里茶道途徑的城市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等地區。萬里茶道是明清時期茶葉貿易通道，它是除了絲綢之路以外我國古代最具有影響力的商業道路，無論是在經濟，文化還是上都有着深遠的歷史影響。

　　萬里茶道經過的城市有

　　萬里茶道途徑的城市有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以及內蒙古向北延伸的地區。途徑了內蒙國一直延伸到俄羅斯，全長有1.3萬公里。它是繼絲綢之路之後的溝通了亞歐的一條國際的商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的通道。

　　萬里茶道是明清時期的一條茶葉貿易通道。祁縣作爲晉商文化的中心區域，同樣也是萬里茶道的開拓者。在長途貿易中晉商們逐漸開拓並且形成了一些商路，其中那條南起閩贛鄂，經過祁縣到達俄羅斯的商業道路以輸出茶葉爲主，也被稱之爲中俄 茶葉之路。

　　在中國的貿易歷史上，萬里茶道是除了絲綢之路以外最具影響力的商路了。它南起福建的武夷山，北端到恰克圖，不僅直接抵達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還將茶葉傳入中亞和歐洲其他國家，加強了與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

[茶與茶文化向國外傳播歷史] 茶文化傳播

由於我國茶葉生產及人們飲茶風尚的發展，還對外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下面是我精心爲你整理的茶與茶文化向國外傳播歷史，一起來看看。

茶與茶文化向國外傳播歷史

　　(1)佛教的傳播把中國茶及茶文化帶入朝鮮半島

　　公元四世紀末，佛教由中國傳入朝鮮。隨着中朝兩國華嚴宗、天台宗禪師的往來，茶葉被帶到朝鮮半島。公元十二世紀時，朝鮮鬆應寺、寶林寺和寶慶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飲用茶葉。不久，飲茶的風俗也在民間廣泛流行起來。

　　朝鮮半島在四世紀至七世紀中葉，是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時代，據傳六世紀中葉，已有植茶，其茶種是由華嚴宗智異禪師在朝鮮建華嚴寺時傳入至7世紀初飲茶之風已扁及全朝鮮。後來，新羅在唐朝的幫助下，逐漸統一了全國。

　　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中國與濟、新羅的往來比較頻繁，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關係也比較密切。特別是新羅，在唐朝有通使往來一百二十次以上，是與唐通使來往最多的鄰國之一。新羅人在唐朝主要學習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還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飲茶習俗對他來說應是很親近的。

　　新羅的使節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後期，將茶籽帶回國內，種於智異山下的華巖寺周圍，朝鮮的種茶歷史由此開始。朝鮮《三國本紀》卷十，《新羅本紀》興德王三年雲:"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時有之，至於此盛焉"。

　　至宋代時，新羅人也學習宋代的烹茶技藝。新羅在參考吸取中國茶文化的同時，還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禮。這套茶禮包括一、吉禮時敬茶;二、齒禮時敬茶;三、賓禮時敬茶;四、嘉時敬茶。

　　其中賓禮時敬茶最爲典型。高麗時代迎接使臣的賓禮儀式共有五種。迎接宋、遼、金、元的使臣，其地點在乾德殿閣裏舉行，國王在東朝南，使臣在西朝東接茶，或國王在東朝西，使臣在西朝東接茶，有時，由國王親自敬茶。

　　高麗時代，新羅茶禮的程度和內容，與宋代的宮廷茶宴茶禮有不少相通之處。

　　(2)日本僧人把中國茶及茶文化傳入日本

　　中國茶葉雖早在漢代就已傳入日本，但到唐宋時期，由於佛教僧人的傳播提倡，飲茶才成爲日本社會生活中重要的習俗。唐代時，日本最澄禪師和空海禪師到中國留學，回國時將茶種和製茶工具帶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種，得到嵯峨天皇的稱讚。在宋代日本榮西禪師從中國引進了寺院的飲茶方法，制定了飲茶儀式，著《吃茶養生記》一書，被譽爲日本第一部茶書，對推動日本社會飲茶風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聖一禪師將中國的“點茶法”和“鬥茶”的習俗傳入日本。

　　中國的茶與茶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最爲深刻，尤其是對日本茶道的發生發展，有着十分緊密的淵源關係。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個內容，而日本茶道的發祥，與中國文化的薰陶慼慼相關。

　　中國茶及茶文化傳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爲通道，並以佛教傳播爲途徑而實現的。浙江名剎大寺有天台山國清寺、天目山徑山寺、寧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國清寺是天台宗的發源地，徑山寺是臨濟宗的發源地。並且，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進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學問僧絡繹不絕，來到浙江各佛教勝地修行求學，回國時，不僅帶去了茶的種植知識、煮泡技藝，還帶去了中國傳統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發揚光大，並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藝術形式和精神內涵。中國茶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對日本的影響和日本遣使、學問僧在浙江的遊歷。在這些遣唐使和學問僧中，與茶葉文化的傳播有較直接關係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興仁寶龜八年(唐代宗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隨着唐使到了中國，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後與最澄等一起回國。都永忠平生好茶，當弘仁元年(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賀的韓琦，經過梵釋寺時，作爲該寺大僧的都永忠，親手煮茶進獻，天皇則賜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內，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種茶，作爲每年的貢品。後來，茶葉逐漸成爲宮廷之物，深受皇室寵愛，並逐步向民間普及。

　　傳播中國茶文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後，便登上天台山，隨從道邃行滿學習天台宗，又到越州龍興寺從順曉學習密宗，永貞元年(805年)八月與都永忠等一起從明州起程歸國。從浙江天台山帶去了茶種，據《日本社神道祕記》記載最澄從中國傳去茶種後，植於日吉神社旁(現日吉茶園)。最澄在將茶種引入日本的同時，也將茶飲引入了宮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視，具有與都永忠同樣的功績。

　　最澄之前，天台山與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傳教者如天寶十三年(754年)的鑑真等，他們帶去的不僅是天台派的教義，而且也有科學技術和生活習俗，飲茶之道無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時期，是中國茶道外傳的重要階段。日僧榮西曾兩次來華。榮西第一次入宋，回國時除帶了天台新章疏30餘部60卷，還帶回了茶籽，種植於佐賀縣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帶。榮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榮西回到長崎，嗣後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鎌倉修建了聖福寺，並在寺院中種植茶樹，大力宣傳禪教和茶飲。

　　在此期間，中國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開始相繼傳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創立茶禮的東山時代，所用只限於天目茶碗，後來，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爲朝鮮和日本的仿製品，而天目茶碗益顯珍貴，只限於"臺天目點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較莊重的場合，如貴客臨門或向神佛獻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稱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將平民聚合飲茶的集會"茶寄合"與貴族茶會"茶數寄"合二爲一形成的禪宗點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後，千利休(1522-1591年)繼續發揚光大，提煉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規，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從此以後，日本茶道流派紛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規和待人接物的"七則"，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個日本茶道藝術，無不體現出與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發着中國唐宋時代的文化氣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徑山等地的佛家飲茶遺風。

　　(3)中俄貿易把茶業傳入

　　在歐洲國家中，最早得到中國茶葉的是。中國茶葉最早傳入，據傳是在公元六世紀時，由回族人運銷至中亞細亞。到元代，蒙古人遠征，中國文明隨之傳入。

　　到了明朝，中國茶葉開始大量進入。早在明穆宗即位之年的隆慶元年(1567年)，兩個哥薩克人在中國得到茶葉後送回。明萬曆46年(1618年)，中國使節又以小量茶葉贈送給沙皇，伊利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時所建立的私人商隊來往於中俄之間，專門運送茶葉，供宮廷和貴州享用。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簽訂互市條約，以恰克圖爲中心開展陸路通商貿易，茶葉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輸出方式是將茶葉用馬馱到天津，然後再用駱駝運到恰克圖。

　　鴉片戰爭後，沙俄在中國得到了許多貿易特權，1850年左右開始在漢口購買茶葉，俄商還在漢口建立起磚茶廠，1886年時“有70艘汽船從漢口運茶至黑龍江”。除此以外，歐洲太平洋航線與中國直接通航後，敖德薩和海參威港，與中國上海、天津、漢口和福州等航路暢通，商船隊相當活躍。後來又增設了幾條陸路運輸線，加速了茶葉的運銷。還專門在漢口、福州、九江等地設立茶行，興辦茶葉加工廠，沙俄購買華茶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之中。例如1890年時，購茶數量已超過英美居第一位。

　　1883年後，多次引進中國茶籽，試圖栽培茶樹,1884年,索洛沃佐夫從漢口運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統附近開闢一小茶園，從事茶樹栽培和製茶。

　　1883年後，多次引進中國茶籽，試圖栽培茶樹,1884年,索洛沃佐夫從漢口運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統附近開闢一小茶園，從事茶樹栽培和製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來華，訪問寧波一家茶廠，回國時，聘去了以劉峻周爲首的茶葉技工10名，同時購買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後來劉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統開始工作，歷經了3年時間，種植了80公頃茶樹，並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廠。1896年，劉峻周等人合同期滿，回國前，波波夫要託劉峻周再招聘技工，產菜購茶苗茶籽。

　　1897年，劉峻周又帶領12名技工攜帶家眷往，1990年在阿札里亞種植茶樹150公頃，並建立了茶葉加工廠。

　　劉峻周於1893年應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鄉，三十年時間，對蘇俄茶葉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蘇聯歷史學家們曾爲此撰專文以示紀念。

　　(4)英荷殖民主義者把茶業引入印度

　　印度是紅碎茶生產和出口最多的國家，其茶種源於中國。印度雖也有野生茶樹，但是印度人不知種茶和飲茶，只有到了1780年，英國和荷蘭人才開始從中國輸入茶籽在印度種茶。現今，最有名的紅碎茶產地阿薩姆。即是1835年由中國引進茶種開始種茶的。中國專家曾前往指導種茶製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種紅茶的生產技術。後發明了切茶機，紅碎茶纔開始出現，成了全球性的大宗飲料。

　　茶與茶文化國外傳播方向

　　茶在亞洲的傳播

　　中國的茶與茶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最爲深刻，推動了日本茶道的產生與發展。

　　中國的茶與茶文化以浙江爲主要通道、以佛教爲傳播途徑傳人日本。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進出口岸，境內有很多名剎大寺，如天台山國清寺、天目山徑山寺、寧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國清寺是天台宗的發源地，徑山寺是臨濟宗的發源地。自唐代至元代，日本使節和學問借紛紛來到浙江的佛教聖地修行求學，在回國時，還將茶的種植知識、煮泡技藝，以及中國傳統的茶道精神帶到了日本，使茶道在日本發揚光大，並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藝術形式和梢神內涵。

　　在這些使節和學問僧中，與茶文化的傳播有着直接關係的是最澄。在最澄之前。天台山與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傳教者，如天寶十二年(753年)的鑑真等，他們帶去的不僅是天台派的教義，也有科學技術和生活習俗，其中就包括飲茶之道。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奉詔隨遣唐使人唐求法。來到浙江後，他便到天台山國清寺學習天台宗，後又到越州龍興寺學習密宗，次年八月從明州啓程歸國，將浙江天台山的茶種帶回了日本，同時也將茶飲引人宮廷。後來，茶葉逐漸成爲日本宮廷之物.深受皇室喜愛，並逐步向民間普及。

　　在中國茶道外傳的重要時期一南宋，日本學問僧榮西曾兩次來華。榮西回國時除帶了天台新章疏30餘部印卷外，還帶了茶種，回國後將茶種種在了寺院中.並大力宜傳禪宗和茶飲。此外。榮西還研究了店代陸羽所著的《茶經》並寫出了日本第一部飲茶專著—《吃茶養生記》。他認爲“飲茶可以清心，脫俗，明目，長壽，使人高尚”，於是將此書呈獻給鎌倉幕府，自此日本的上層社會開始愛好飲茶，飲茶之風迅速盛行開來，榮西也因此被尊爲日本的“茶祖”。

　　中國的茶文化在日本廣泛傳播，中國的精品茶具—青瓷茶碗、天目茶碗也於此時由浙江傳人了日本。天目茶碗對日本茶道影響深遠，日本自飲茶之初至開創禮茶的東山時代，所用茶具均爲天目茶碗。隨着茶道的發展，普通茶碗均爲日本與朝鮮的仿製品，致使天目茶碗越發珍貴，只有在“臺天目點茶法”、貴客臨門、向神佛獻茶等重要場合纔會使用。15世紀時，日本著名禪師一休宗純大師的弟子、被後世尊爲日本茶道始祖的村田珠光首創了“四鋪半草菴茶”，他倡導順應天然、真實質樸的“草菴茶風”。村田珠光認爲茶道的本質應在於清心寡慾，將茶道之“享受”轉化爲“節慾”，體現了陶冶身心、涵養德性的禪道核心。

　　作爲日本茶道創始人之一的武野紹鷗對日本茶道的發展起了承上啓下的作用。他傳承村田珠光的理論，並結合自己對茶道的認識將其拓展，開創了“武野風格”。他將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學風格

　　應用於茶禮、茶具和茶室之中，繼承併發揚了珠光清心寡慾的“草菴茶”風格，創造了更爲簡約枯淡、切實可行的“佗茶”(又名“和美茶”)。“佗”本意爲“寂寞”、“寒磅”、“苦悶”，經由紹鷗的改造，“佗”又被賦予了新的理念:“正直”、“謹慎”、“自律“勿驕”，召鷗將這一理念用於於茶道。這一理念具體指:邀三五知己，坐於簡捷明亮的茶室之中，以至誠之心對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醉香繚繞之中忘卻世間俗事，以達到物我兩忘的超脫境界。

　　16世紀時，紹鷗的弟子，被人們稱爲“茶道天才”的千利休，將以禪道爲中心的佗茶發展爲以“平等互惠”理念爲核心的利休茶道，並使其成爲大衆化的新茶道。他將日本茶道的宗旨總結爲“和、敬、清、寂”。“和”以行之;“敬”以爲質;“清”以居之;“寂”以養志。至此，舊本茶道初具規模。與此同時，日本茶道還深化、發展了唐宋“茶宴”與“鬥茶”的文化內涵，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大和民族茶文化。

　　日本茶道精神的本質爲倡導人與人的平等互愛、人與自然的和諧待統一，要求人們格守靜寂、安雅的生活，崇尚禮節，並被人們視爲修身養性、完善自我的卓有成效的方法。

　　公元5世紀南北朝時期。我國茶文化在日本發揚光大的同時開始被陸續傳播至東南亞鄰國。

　　越南與我國接壤。東漢末年，佛教傳人越南，並於10世紀被落爲國教。我國茶葉傳人越南跳腳寸間最遲不晚於這一時期。越南種植茶葉的歷史悠久，於19世紀開始大艦摸地種植、經營茶葉。隨後，越南引進南亞的茶種與製茶的技術設備，使得殺葉的生產與貿易發展迅速。1684年，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從我國取茶籽試種，隨後，又分別引入日本、阿薩姆(印度)茶籽試種。南亞的印度通過英屬東印度公司於1780年試種我國茶茶籽，菌後大規模的引種、擴種，創辦茶場，派遺製茶人員到我過學習種茶、製茶技藝，並招明中國技術人員去印度親自教授。通過各方努力.印度茶文化發展至19世紀後葉已達“印度羨之名，充噪於世”，的程度。斯里蘭卡於17世紀引人找國茶籽，1780年試種，1824年後，又大盆引人我國茶籽及印度茶籽進行擴種，並轉請專業技術人員予以指導。

　　唐代，我國茶葉傳播至西亞阿拉伯地區.從此正式進人阿拉伯國家。據《新唐書·隱逸列傳·防羽傳》記救:“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其尤備，大下益知飲茶矣…其後尚茶成風，時回吃人朝，始驅馬市茶。“回贈人用馬來交換茶葉，在供自己飲用的間時，又將部分茶葉版賣至阿拉伯國家及土耳其，從中獲取基利。西亞的土耳其於1888年開始進行茶葉種植，先從日本引人茶籽試種，1937年又從格魯吉亞引人茶籽種植。經過分批開發、種植後，其茶業規模逐漸成形並不斷向前發展。

中國茶向外國的傳播

每日一個茶知識。

茶在國外的傳播：

1.茶葉茶文化起源於中國茶文化茶最早向外傳播據史料記載，我國茶葉最早傳入朝鮮半島。元4世紀末至5世紀初（南北朝時期），茶葉隨佛教由中國傳入高麗國（今朝鮮和韓國）。到了唐代，朝鮮半島已開始種茶。《東國通鑑》載有“新羅（國）興德王之時，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賜予茶籽，始種於金羅道之智異山。”公元828年，朝鮮派到中國的使者金大廉由中國攜回茶籽種於智異山下華巖寺周圍。到公元12世紀，高麗國的鬆應寺和寶林寺等寺院大力倡導飲茶，使飲茶風氣普及民間。

2.茶東傳日本唐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高僧最澄法師人華求法；公元805年，他師滿回國時帶去茶樹種子，種植於近江（今日本滋賀縣境內）的比睿山麓。這是中國茶種向外傳播的最早記載。到南宋時期，日本榮西禪師分別於公元1168年和1187年兩次來我國學習佛經，並在我國學茶，親身體驗宋代的茶藝及飲茶的效用。榮西還用漢字撰寫了兩卷《吃茶養生記》。南宋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日僧南浦昭明人宋求法，在徑山寺學得徑山茶宴、鬥茶等飲茶習俗，帶回中國茶典籍多部及徑山茶宴用的茶臺子及茶道器具多種，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日本自己的茶道。

3.茶南傳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從公元7世紀起即與我國有往來。1684年，印度尼西亞開始引人我國茶籽斌種，以後又引入中國、日本茶種及印度阿薩姆種試種。歷經坎坷，直到1826年，印度尼西亞的華僑從我國引進茶種，才真正奠定了茶業基礎；1827年由爪哇華僑第一次試製樣茶成功。

4.茶傳入印度印度是紅碎茶生產和出口最多的國家，其茶種源於中國。1780年歐洲人開始提倡印度植茶運動，英屬東印度公司幾次運去中國茶籽種植，未獲成功。1834年，印度到我國購買茶籽、茶苗種植於大吉嶺，並請中國種茶製茶專家指導，其中包括小種紅茶的生產技術。在此基礎上，紅碎茶纔開始出現，併成爲全球性的大宗飲料。

5.茶傳入俄羅斯明朝萬曆四十六年(1618)，時的中國公使曾攜帶幾箱茶葉饋贈沙皇；1638蒙古的也曾攜帶茶葉返回。此後，飲茶就在流行起來，茶葉也成爲中俄貿易中的主要商品之一。1833年，向我國購買茶籽、茶苗，栽植于格魯吉亞的尼基特植物園內，後又擴展其他植物園，並依照我國製法製成茶葉1884年索洛左夫從漢口運去茶苗和茶籽，在外高加索巴統附近，開闢茶園，從事茶樹栽培。1893年波波到我國訪問了寧波一個茶廠，購買了大量茶種和茶苗，聘請了10名茶業工人到高加索，並且完全按照我國形式建設一座小型的茶廠，依照我國的製茶法生產茶葉，從此有了茶業。

6.茶傳入斯里蘭卡錫蘭（今斯里蘭卡）在公元4~5世紀就與中國有文化交流。17世紀開始，斯里蘭卡從我國引茶籽試種，復於1780年試種。1824年以後又多次引入中國、印度茶種和聘請技術人員；1869年，斯里蘭卡的咖啡業遭受蟲災失敗後，決心以茶業來替代，從而茶葉生產迅速發展起來。

壟斷中俄茶葉貿易，八大晉商匯通天下，爲何會覆滅？

在談及晉商覆滅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晉商是如何崛起的。畢竟晉商的滅亡不僅僅是自身的原因，外部環境的變化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晉商發家史：

晉商在明朝中後期已經崛起，原因簡單來講，就是佔據天時、地利與人和。

明朝爲了抵禦北方蒙古軍隊，在邊境地區從東到西設立了九座軍事化重鎮，部署了近百萬軍隊、三十多萬匹戰馬。人吃馬嚼，需要消耗大量糧草。

當時明朝動用社會化力量爲邊疆輸送糧食，作爲報酬，給予商人鹽引。山西距離邊疆近，太原就是九邊之一，晉商靠糧——鹽貿易積累了第一桶金。這就是天時和地利。

再來說人和。對山西地理有大概印象的都知道，山西山地多，太行和呂梁山分列東西，可耕地面積少。簡單來講，人多地少，並且土壤貧瘠，光靠種糧食養活不了這麼多人，只能外出經商謀生。並且古代宗族觀念濃厚，晉商也傾向於用家族子弟來照看生意，這就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晉商接力發展。

當時除了晉商之外，還有秦商，就是當時的陝西商幫。商幫換取了食鹽後，就北上去售賣。陝西在西邊，通過殺虎口北上，商業範圍在蒙古地區；山西在東邊，通過張家口北上，商業範圍在東北地區，主要是後金一帶。所以當時晉商和後金貴族的商業關係很好，並獲得了信任，這就爲晉商在清代成爲皇商埋下了伏筆。

後來明朝鹽引超發，鹽引總數已經超過了年產鹽量，很多商人拿到鹽引之後也換不到鹽，耽誤了糧食輸送。明朝直接取消了鹽引換糧，直接賣鹽引，然後再用銀子買糧。晉商在失去了糧換鹽引了生意後，馬上又發現了一筆買賣，就是茶葉貿易！

因爲經常北上做生意，他們知道北方高寒地區人們對茶葉的鐘愛。到了清朝，18世紀中葉開始，晉商獲得了大清與沙俄之間的茶葉貿易壟斷權。

任何一種生意，只要涉及到壟斷，就意味着暴利。實際上，晉商完成一次對沙俄的茶葉出口，獲利超過100%！根據後人統計，在上百年的茶葉貿易中，晉商總共收入上億兩白銀。

但即使這麼多錢，依然沒能擋住晉商的覆滅！

晉商滅亡原因：

一：重農抑商的社會環境。

雖然晉商的中外貿易搞的有聲有色，太谷縣甚至成爲當時的金融中心，但整個社會依然是重農抑商，並且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比如說當時晉商賺到錢之後不是再投資，而是在老家買宅買地；或者將銀子埋在地下，如果家族碰到困難再啓用等等。

二：晉商後期的內部腐化。

晉商家族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並且在外生意還有同鄉照顧，所以非常容易就發家致富。俗話說，飽暖思淫慾。這就導致了大量晉商的自甘墮落，比如說吸食鴉片、、買官炫耀等等。

三：外部環境的變化。

首先是清成爲了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晉商在清俄之間的茶業壟斷地位被打破。當時沙俄在通商口岸獲得了貿易特權與關稅特權，其深入湖廣地區收購茶葉，然後運到本國販賣。而晉商由於要向清繳稅，茶葉成本已經超過俄商，競爭力下降。

其次外蒙古事實上。當時主要的邊貿城市恰克圖外蒙古與沙俄邊境。外蒙古事實上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沉重打擊了外國商人，比如外國人借給蒙古人的債務，一律廢除；提高關稅；向外國人徵收人口稅和職業稅；外蒙古禁止中國銀幣流通，晉商的票號業務退出。可以說，晉商在外蒙古的積蓄毀之一旦。

四：晉商的任務

晉商依靠清成就輝煌，其滅亡也與清的毀滅關係巨大。到了王朝後期，晉商實際上已經成爲王朝經濟支柱。

戰爭中，晉商需要籌集軍餉、輸送糧草；戰爭失敗後，晉商還需要幫助清償還外債。到了清朝末期，財政入不敷出，所以開始賣官賣爵，當時叫“捐納”。你給錢，我給你官。晉商總共捐出近200萬兩白銀。

清還向晉商大量借債，但後來清朝滅亡後，債務無法收回。更重要的是，晉商是清政權的寄生，和清是同氣連枝的，清滅亡了，晉商怎能有好結果？北洋查封山西票號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

五：時代的轉向

清後期已經北洋軍閥時期，經濟已經轉向了東南和東部沿海城市，上海、廣州、南京等。依靠壟斷而形成的邊境貿易不能維繼。

茶葉貿易特權被打破後，晉商的票號業務在西方更先進金融制度的衝擊下也毫無優勢可言。可以說，晉商的輝煌只是封建制度下的財富增殖，並沒有推動商業內部的變革。其滅亡也不能說是偶然。

總的來講，晉商的滅亡是多種原因綜合的結果。晉商雖然滅亡了，其精神仍在，留給世界的傳奇仍在，給後人的思考與啓發仍在。

問一下大家。

19世紀中期以來，曾壟斷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而鼎盛的競爭逐漸衰微，1868年恰克圖的晉商商號已由原來的120家下降到4家，導致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的市場競爭。

直到1860年，在恰克圖茶葉市場上晉商沒有競爭，只有晉商把茶葉通過恰克圖輸送俄羅斯市場。巜1862年陸商通商章程》簽訂後，1861-1875年間茶輸入恰克圖《伊爾庫茨克海關》額佔通過恰克圖中國貨總額的81.1-95.3％。但是，1862-1869以後，晉商的壟斷被打破了，俄商在中國內也採購茶葉經伊爾庫茨克海關到市場。1867年，據諾斯克夫商人統計，1862-1869之內，晉商的茶葉輸入額從97%降低到65.9%。1867年，俄商通過伊爾庫茨克海關輸入的茶葉佔輸入茶葉總額的52.1%。俄商的競爭不斷增強，在中國設生產磚茶，1863年俄茶場產量爲10500箱，1866年俄茶場產量爲42963箱。除了俄商直接競爭外，清對中俄陸路貿易進行和重稅的。這樣，到1868年恰克圖的晉商大批撤市或破產，只剩下4家。

俄羅斯人知道中國的茶嗎?

中國的茶世界馳名，俄羅斯當然知道，中國很早的的時候就開始用茶葉作爲貿易產品來和世界各地做交易！

十萬個丨爲什麼清末的茶葉出口被俄國人掌控

19世紀，歐洲社會飲茶的風氣已經根深蒂固了。中國作爲全世界唯一的茶葉供給國，牢牢壟斷着世界市場的茶葉價格。外國商人雖然販運茶葉能賺取高額利潤，但茶葉價格居高不下，不利於進一步擴大市場。那麼，面對茶葉市場的壟斷人——中國茶商，歐洲各國的商人該如何見招拆招，破除中國市場對茶葉的壟斷呢？

上次的文章，我們講了英國人的策略，他們甩開中國原有的茶葉生產體系，努力研發替代品，搞“產品創新”，在印度殖民地成功發展茶葉種植園經濟，打破了中國茶葉商人的市場壟斷。這是英國商業的智慧。　　

與此同時，同樣對中國茶葉有剛需的人卻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受制於領土自然地理的，整個國家都不適合種植茶葉，他們沒法像英國人一樣，培育自己的茶葉品種、自己開設茶葉莊園，他們又該如何去打破中國茶商的壟斷呢？

中俄之間的茶葉貿易歷史悠久，中國商人通過邊境口岸恰克圖將茶葉大規模轉賣到俄羅斯。中俄之間的茶葉貿易主要被山西商人掌控，山西山人深入到華中地區的茶葉主產區，將茶葉集中到漢口一地，通過漢口-樊城-太原-恰克圖的貿易路線，將中國茶運送到聖彼得堡，這條商路一走就是200多年，中國的茶商賺取了鉅額的中間差價。

俄羅斯商人也不傻，他們知道這買賣中國茶商賺的盆滿鉢滿，但苦於大清國的閉關，這些商人只能在恰克圖做買賣，沒法繞過中國的茶商，深入到茶葉主產區內獲得成本價。這是“閉關鎖國”給中國商人的紅利。

一切都隨着1861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了，漢口成爲開放口岸，商人可以直接深入到中國的腹地進行商貿活動。商人來到赤壁、崇陽等地向茶農購茶；再者，商人嫌中國茶商生產的茶磚質量不好，就大舉出資直接把製茶工廠開在了漢口，生產更加符合市場喜好的茶磚。如此一來，商人從原來的下游購買者，一躍而參與到茶葉收購、茶磚生產的中間環節，掌握了華中地區茶葉生產的控制權。

茶商的利潤有多豐厚呢？1877年，在聖彼得堡每擔磚茶的成本平均是4.8兩，售價則爲10.7兩，每擔利潤爲5.9兩，利潤率爲137%。當年，磚茶一項就幫助人獲利87萬兩白銀。

1886年對於中國的茶葉市場來說是一個轉折點，中國的茶葉對外貿易由盛轉衰，但對於中國茶葉的進口需求卻逆勢高漲。1888年，進口的中國茶葉只佔中國茶葉總出口量的31.13%，但到了1898年，這個比重已經上升到了61.14%。1894年，商人在漢口的茶葉採買量首次超越了英國。人掌握了從茶葉收購、製造加工、外運銷售的所有環節，牢牢控制了漢口的茶葉市場，漢口一地輸出的茶葉佔整個中國輸出總量的50%以上，成爲清末第一茶葉輸出港。這些輸出的茶葉又幾乎全部被運到俄羅斯，漢口茶葉貿易進入到俄羅斯時代。

以童趣手法呈現中俄茶葉貿易和的茶炊飲茶文化

1905年，隨着十月的爆發，新生的政權將茶葉視爲奢侈品，嚴格進口與消費，中國與俄羅斯延續幾百年的茶葉貿易急轉直下，漢口的茶葉市場也跟着受到牽連，陡然間一片蕭條。

19世紀後，當英國市場逐漸擺脫對於中國茶葉的依賴時，茶葉市場卻與中國市場聯繫越來越緊密，形成了與英國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國選擇了拋棄中國，俄羅斯選擇了擁抱中國，道理何在呢？

同樣面對中國茶商的壟斷，英國人選擇的道路是培育“自主品牌”，破除中國茶商的壟斷；而商人選擇的道路則是進一步深入到中國茶產業中，形成對上下游產業的整合與控制，自己充當“壟斷者”，從而控制茶葉價格。

兩個不同的國家，兩個不同的選擇，當英國人逐漸放棄喝中國茶，改喝印度茶、錫蘭茶的時候，人卻更加依賴中國茶了。

這是口味的選擇，也是商業模式的選擇？背後的意義頗值得思量~

中國是如何失去了茶葉貿易的主導權？

與英國在廣告宣傳方面的積極主動相比，清則無所作爲。清既不知道外國市場上發生的一切，對這些也不感興趣，甚至在中國的茶葉出口數量下降之後，仍然缺乏積極應戰的姿態，反倒有些幸災樂禍，認爲這恰是一個勸導人民棄末務本的好機會。

閩浙總督卞寶第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至於武夷北苑，夙著茶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末業所存，易荒本務。現在種茶之區，市疲山敗，民心頗知改悔，乘勢利導，董勸並施，尤屬刻不容緩"。

缺乏了的組織，中國的茶葉銷售只停留在"由個體茶農採製小量茶葉，然後運往各處叫賣幾天"的階段。

正是雙方對待茶葉銷售的不同態度，英國積極扶持與清的無爲甚至盤剝茶農與茶商，造成中國茶葉銷售始終是分散與個體的，不能形成強大的集團，多年以來壟斷國際市場的中國茶葉在短時間內即被印度茶葉擊敗。

伴隨着印度茶葉的興起，中國也完全喪失了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權。雖然我們不能完全將中國茶葉的失敗歸因於海外貿易被控制，但是兩者仍然存在一定的聯繫。如果中國商人控制了茶葉的貿易網絡，那麼中國商人的行爲多少也會像17世紀荷蘭在香料羣島的情況一樣，由於茶葉的種植難度遠遠高於香料，因此英國便很難從容地培育起一個新的茶葉生產基地。

正是中國與英國之間的茶葉貿易完全由英國壟斷，才使中國商人和中國完全沒有認識到英國的扶持，以至於英國從容地培養了一箇中國的競爭對手，使中國在茶葉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徹底消失，而貿易壟斷權的喪失也就意味着生產控制權的最終消失。

中國從開始就放棄了對貿易的控制，於是歐洲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進口商品。商人爲了追逐利潤，向本土輸出各種可能贏利的產品，然而當商人輸入的產品與本國產品形成衝突時，便會激起本國手工業者與商人的強烈反對。儘管從事中歐貿易的商人勢力很大，也往往不得不向本國的手工業者和商人低頭，轉而尋求新的貿易產品。

相反，中國沒有一個商人集團能夠控制這種貿易，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在出口產品時只能被動地適應西方的需求，結果便是中國出口的產品由絲織品和瓷器轉變成了茶葉和生絲，即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爲土地、勞動密集型產品，完成了從一個製造業中心國家向邊緣性的提供原材料的國家的轉變。中國出口產品的轉變與興衰也印證了比較優勢並非一成不變。

中國海商的失敗不僅僅是中國海商的失敗，而且是西方商人在全球貿易中確立主導權的勝利。西方商人在控制了中國的海外貿易之後，進一步向中國沿海與內陸延伸。中國的沿海貿易與內陸從事與海外貿易相關的商幫也紛紛衰落了。

英國通過《南京條約》取得五口通商的權利以後，上海等口岸向西方國家開放，導致了西方國家滲透到中國的沿海貿易中。此時，西方國家不但擁有先進的造船技術，同時更是依靠海盜行爲奪取中國沿海貿易的份額。

這些國家的商人在沿海不斷地攔截中國船隻，同時控制了中國沿海的保險，這些保險公司並不向中國商船提供保險，這就使中國商船在與外商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由於外國商人的海盜行爲以及他們的競爭，中國從事沿海貿易的帆船數量銳減。

英國人哈特在他題爲《來自中國》的報告中寫道："五十年前經營牛莊和華南各埠沿海航運的中國帆船，已經摧毀殆盡，華南的大部分貿易也同樣轉由外國船隻運載，揚子江上不斷增長的國內貿易也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外國帆船。"據統計，到辛亥前夕，中國帆船總數不及鴉片戰爭前的1/4。

在海商和沿海商幫衰落以後，內地商幫因爲受到外商的擠壓，也紛紛衰落了。關於清代商幫的衰落，很多學者從制度等角度進行過探討，卻忽略了中國商人在與外國商人的競爭中缺乏保護。

清嚴格防止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形成集團，造成海外貿易衰落，進而打開國門，使國內商人也不得不面臨西方商人的競爭，而此時清並沒有對本國商人實行及時的保護，造成本國商人的利潤繼續被外國商人侵奪，經營茶葉貿易的徽商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徽商的興起可以追溯到宋朝，而徽商成爲國內有影響力的商幫則是明朝實行開中法以後，徽商由於壟斷了鹽業貿易而成爲國內首屈一指的商幫。清朝繼承了明朝的鹽業壟斷制度，票鹽法使徽商繼續了其在鹽業中的壟斷地位。然而隨着茶葉對外貿易額的不斷增加，茶葉貿易在徽商經營的比重也持續升高。

至鴉片戰爭前，徽商在鹽業上平均利潤總額達到100萬～120萬兩白銀，而茶葉出口的年均利潤總額則達到了200萬兩。正是茶葉貿易的豐厚利潤促進了徽商的進一步發展壯大。由於徽商很少直接從事海外貿易，只是通過廣東的十三行和福建海商出口茶葉，因此當海商衰落時，並未對徽商形成直接的衝擊。

但是這已經使中國茶葉貿易的利潤出現了缺失，徽商茶葉貿易的衰落正是開始於其茶葉貿易的利潤不斷被外商剝奪。中國茶商貿易的完整利潤鏈爲：茶葉產地—縣鎮市場—港口—巴達維亞。當外商直接來到中國從事貿易時，中國海商的利潤首先被剝奪。鴉片戰爭以後，英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沿海設立了很多商館，獲得了前往內地採購茶葉的權利。

由於西方商人在運輸茶葉過程中享有很多優惠，而中國本國商人仍要繳納很多厘金，這使中國茶葉商人在內陸茶葉貿易中也無法與西方商人競爭，因而徽商在茶葉貿易中的壟斷地位被打破，其利潤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在不斷深入中國內陸貿易的過程中，如前文所述，英國也在積極扶持印度、錫蘭的茶葉生產，並在19世紀30年代成功地實現了向英國的出口，此後，印度、錫蘭茶葉出口數量不斷增長，其速度超過了中國茶葉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而當印度、錫蘭茶葉滿足了西方的要求之後，西方國家便逐漸減少了從中國進口茶葉的數量。

1886年中國茶葉出口達到了歷史最高峯221萬擔，1887年國外市場的急劇萎縮便造成了茶葉價格的急劇跌落，該年茶葉價格僅爲1864～1866年的31.75%～42.75%。至1900年，中國茶葉出口僅爲138萬擔，佔國際茶葉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後。茶葉貿易衰落之後，徽商的利潤額大幅度下降，再也沒有資本支持其他商品的長途販運了，徽商的影響力便越來越小了。

此後，清王朝廢除了票鹽法，更使徽商喪失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徹底衰落了。與徽商同執中國明清商幫之牛耳的晉商的衰落，同樣與海外貿易喪失後與西方商人直接競爭關係密切。與徽商一樣，晉商在清代最輝煌時期的成就，不是依靠其鹽業的壟斷，而是依靠茶葉貿易的發展取得的。

19世紀40年代，晉商出口的茶葉金額年均達到了500萬～600萬兩白銀，而鹽業貿易額則僅爲500萬兩白銀左右。同時，晉商票號的發展也與海外貿易關係密切。正是在道光時期，晉商茶葉貿易額激增，單純依靠鏢局已經很難應付日益巨大的資金週轉需求，票號才應運而生。但是好景不長，隨着俄羅斯商人可以直接深入中國內地貿易，晉商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俄羅斯商人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了在天津比全國低1/3稅率的特別通商權，同時俄羅斯商人還可以不用繳納厘金，從漢口沿長江將茶葉運至上海後，走海路到達天津，再走陸路到達恰克圖，回到莫斯科。這些便利條件都是晉商所不具備的，故而俄羅斯商人販運茶葉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晉商終於被排擠出了中俄茶葉貿易。

與茶葉貿易受到排擠的同時，晉商經營的票號也遇到了外國銀行業的競爭。由於匯兌只佔票號總彙兌額的4%左右，其餘主要是針對工商業的，中國商幫的衰落自然影響到晉商的存款，而銀行業本身存在網絡效應，其萎縮必然帶來進一步的萎縮。20世紀初北京的擠兌風波使山西票號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據對當時山西主要的十四家票號賬務的統計，除了大德川票號貸款比存款僅多一萬兩外，其他票號收回貸款支付存款是綽綽有餘的。這說明晉商票號的經營沒有問題，因此是商幫的衰落導致票號因無法收回貸款而倒閉。因此，伴隨着其他商幫的衰敗，晉商的票號也衰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