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精神的內涵

徽商精神是指在中國安徽地區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一種商業文化精神，獨特地體現了安徽商人在商業經營領域所秉持的一種正義、勤勞、創新、誠信的商業觀念。

其內涵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誠信。在徽商精神觀念中，誠信是商業經營的基本準則，始終以誠實守信爲先，經營過程中無論是交易還是與人溝通合作時，都堅持言必信，行必果。

二、勤勞。徽商精神強調勤勞、勤奮的工作精神，認爲只有努力工作方能獲得收益，商業經營需要冒風險創新，只有勇於拼搏才能獲得成功。

三、創新。徽商精神倡導創新精神，鼓勵不斷提高自己的商業技能和經驗，積極開拓市場，面對市場需求與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商業經營模式。

四、敬業。徽商精神強調對行業的熱情，以及在商業經營中將經營當做一項高尚的職業。徽商們將經營視爲自己的事業，盡心盡力地打造品牌，以自己的勞動推動社會的發展。

五、互助。徽商精神還體現在互助精神上，徽商們不僅注重自我發展，更重視與商業夥伴、個人關係的建立與持續的維護，有着“一人得道，全家皆興”的思想， 維護着大家共同利益與行業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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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長期的經商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且爲社會所普遍認可的思想意識、道德操守和價值取向。

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爲：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

徽商文化的精髓是什麼

徽商的國學精神是以“仁、義、禮、智、信”爲核心的。徽商樂善好施,就是儒家仁愛道德的繼承和發揚;誠實守信是儒家的倫理道德範疇,也是徽商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

生活常識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總結出來的科學知識，可分爲物理、生物、化學、醫學、急救知識、地理、安全、宇宙天體、自然現象等各方面的常識內容。

安徽人有哪些精神

什麼是“徽商精神”?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駱駝”，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爲“駱駝精神”，這當然是對的。但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駱駝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豐富的內涵。

一是赴國急難、民族自立的愛國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殘餘勢力時時入犯，明不得不在北方沿邊駐紮重兵。爲解決軍糧問題，制定開中法，號召商人輸糧於邊，發給鹽引，到內地支鹽行銷。這是鞏固邊防、保衛國土安全的一項重大。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辭勞苦，運糧輸邊，早期的徽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他們能夠將個人逐利與赴國急難結合起來，正體現了一種愛國精神。徽商的愛國精神，還突出表現在明中葉的抗倭鬥爭中，他們或者捐資築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謀劃策，領導抗倭；或者棄商從戎，直接深入殺敵戰場。到了近代，爲了抵禦外國入侵，徽商也踊躍捐資。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徽商的愛國精神。

二是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徽商絕大多數是小本起家，他們窮則思變、奮發進取，毅然走出深山，闖蕩四海。可謂嶺南塞北，飽諳寒暑之苦；吳越荊襄，頻歷風波之險。這種創業精神實在可貴。當事業出現曲折時，不少人一蹶不振，從此銷聲匿跡，而徽商卻百折不撓。史料中記載“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

三是審時度勢、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徽商善於趨利逐時，即根據市場特點，採取最好的經營方式；也善觀時變，即在把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經營項目；還能揣度時宜，即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情況，因地制宜，做出種種決策，往往能夠出奇制勝。

四是同舟共濟、以衆幫衆的和協精神。“和協”是指處理人際關係所應達到的境界。這種精神不僅表現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衆幫衆，像遍佈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辭勞苦、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翻開明清小說，常常見到關於徽商的描寫。但在封建文人的筆下，徽商個個是吝嗇鬼。如在《三刻拍案驚奇》中就諷刺一個在杭州的徽商吳某，“家中頗有數千家事”，“肉卻不買四兩”，“只是吃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話中也把徽商作爲嘲笑對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寫道：“徽人多吝，有客蘇州者，製鹽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頓自限不過數粒。或謂之曰：‘令郎在某處大闞’。其怒，傾瓶中豆一掬，盡納之口，嚷曰：‘我也敗些家當罷’。”實際上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見，這正反映了徽商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節儉，徽商婦更能節儉。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記述她們“居鄉數月，不沾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徽商能蓄積，不至卮漏者，蓋亦由內德矣。”

如何繼承徽商精神,成爲新時代的新徽商

繼承徽商精神，成爲新時代的新徽商的方法概括起來如下：

1、敢爲人先的創新精神。

2、競爭合作的包容精神。

3、學用一致的文化精神。新徽商與時俱進，以文化建設凝聚各方面力量，不僅做大企業，更強調做強企業，上下聯通、左右連貫、前後照應，共商共建共享。

4、經營制勝的誠信精神。誠信友善是新徽商的經營制勝之道。

5、奮勇崛起的拼搏精神。

6、放達四海的開放精神。

7、百折不撓的自強精神。

8、交流、合作、發展、繁榮一體的時代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表現在哪些方面？

徽商非常敬業，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幾年一歸，新婚離別，已是平常事。

《歙縣誌》記載：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纔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裏比比皆是，都習以爲常了。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髮出門白髮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徽商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涌，兇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不是一蹶不振，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勇往直前。

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終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更爲可貴的地方在於，他們雖然致富了，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爲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中。

徽商經商致富不忘本，很多徽商獲利致富後回到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很多精美住宅、宗祠、牌坊、橋樑、學校、藏書閣等都是那時修建起來的，爲後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徽商還非常具有愛國情懷，在明代中葉的抗倭鬥爭中，他們或者捐資築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謀劃策，領導抗倭，或者棄商從戎，直接深入殺敵戰場。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0000石，2000萬兩銀子。

徽商在古老的徽州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艱苦創業、生生不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歷史劇，給世人留下了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徽州文化也由此成爲我國乃至世界的驕傲。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部動力加上當時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爲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衝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爲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爲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着深厚文化積澱的地區；

2、爲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爲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爲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爲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爲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啓發和借鑑意義。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爲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範作爲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啓迪意義。

徽商的文化傳統

斯商：不以見利爲利，以誠爲利；

斯業：不以富貴爲貴，以和爲貴；

斯買：不以壓價爲價，以衡爲價；

斯賣：不以賺贏爲贏，以信爲贏；

斯貨：不以奇貨爲貨，以需爲貨；

斯財：不以斂財爲財，以均爲財；

：不以應答爲答，以真爲答。 愛國精神

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鬥爭，乃至近代徽商爲了抵禦外國入侵，踊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爲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曆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進取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涌，兇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競爭精神

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

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鬥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爲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

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爲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徽商正是憑着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爲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爲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遍佈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着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係的徽商，有着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衆幫衆、相互提攜的傳統。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着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着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爲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託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慼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準備編纂縣誌時，就說：“縣誌應該注重縣裏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佈與歷史，縣誌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繫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裏起着關鍵性作用。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爲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衆幫衆”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爲紐帶的關係網絡，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執著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閒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諺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裏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蔔乾”。因爲“茴香”諧音爲“回鄉”，“蘿蔔”諧音爲“落泊”，意爲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誌》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髮出門白髮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歙縣誌》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纔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裏比比皆是，都習以爲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爲，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爲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精神文明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着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爲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爲集中的揚州爲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爲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裏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爲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樑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爲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爲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爲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爲人淳樸，所以爲他住所題詞爲“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爲“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爲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讚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爲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讚譽，可見不簡單。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讚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爲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爲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徽駱駝的精神

即徽商精神，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着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爲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爲集中的揚州爲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爲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裏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爲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樑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爲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雖是士大夫之後代，但他們不避諱工商業，不以經商爲恥，而是將工商業看成是與農業同等重要的行業。食鹽、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於餐飲，總之根據市場需求他們無所不經營；天下都市繁華所在，無處沒有他們的身影。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商場成爲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時在父母督促下讀過書，因而他深諳爲儒之道。後來他隨着鄉族人到蘇州經商。經過幾十年的商場磨練，他日益成熟，儼然成爲當地商人領袖。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爲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爲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爲人淳樸，所以爲他住所題詞爲“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爲“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爲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讚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爲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讚譽，可見不簡單。若然程白庵是個純粹只知追求蠅頭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讚譽的。可見，程白庵在商場成功的同時，他在文化建設方面亦有不同凡響的建樹。起碼，他在蘇州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遊的風習，他們聚會交遊，一般有詩酒唱和、論書議畫的時尚。若然想得到他們的青睞，這人必然是博學深究之人，有時還要有發人深省之見。可見，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讚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爲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爲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凝聚徽商下一句

可以是再創輝煌。

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長期的經商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且爲社會所普遍認可的思想意識、道德操守和價值取向。目前，對於徽商精神有多種概括，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有的認爲是“徽駱駝”精神，有的認爲是“績溪牛”精神，但不論作何種比喻，就徽商精神的本質內涵，我們認爲主要有五個方面，即開放、誠信、進取、創新、和協。

徽文化特點是什麼?

作爲一個區域文化的特徵,它所表現的是這個區域文化在一個時代由其特殊的精神需要、精神狀態和精神力量所構成的精神特徵.徽文化精神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抽象的精神實體,它正具體地存在於徽州地區各個歷史時期的特徵中,並通過各個歷史時期中那些普遍、恆久因素的積累、凝聚,而不斷充實表現出來.那麼,徽文化精神的內涵是什麼?怎麼概括和表述?其價值是什麼?這是探索徽文化精神的中心問題.

這些年來,國內學術界衆說紛紜,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有人認爲“它所體現的那種理念或精神有：以義統利的義利觀、公私兼顧的公私觀、民富國強的家國觀、遵守契約的誠信觀、賈而好儒的人才觀、衝突融合的和合觀等”.這是徽州當時各項事業興旺發達的精神支柱.還有人結合徽州地區的歷史發展過程,認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定的時代,又在徽州這塊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徽商,他們不甘窮困,開拓進取,憑藉較高的文化素養,賈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國數百年,所謂“無徽不成鎮”,造成了徽州物質文化的歷史輝煌.徽商是鼎盛時期徽文化的重要創造者,他們除了具備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文化特徵外,還具有冒險犯難、開拓進取、百折不撓的“徽駱駝精神”.研究徽文化精神,必須要講“徽駱駝精神”：保旱鄉土、嚴宗祠、尚祖祭、重教育、尚氣好義、儉樸勤勞、文風昌盛、崇禮儀……還有人認爲徽文化精神特徵有：（1）保守僵化與開放創新並存（山的封閉與水的開放,理學的保守與徽商的創新,徽州工藝作品思想內容的封建落後與科學技術的創新、進步等）；（2）藝術與環境的結合（徽派版畫、新安畫派、徽州盆景、徽州方言、徽州文房四寶、徽派建築、徽菜等都與徽州特別的山川環境緊密相關）；（3）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擴張徽州文化並舉（如新安醫學先驅師湖北、四川名家,徽劇吸納弋陽腔、西秦腔精華；而徽商的開拓又將徽文化擴撒至四方,徽戲進京,促成京劇產生,徽州版畫“獨鰲藝林”等）；（4）剛勇好強與文質彬彬兼備（徽州文化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漢族文化的融合,兼具山越剛勇好強和土族衣冠尚氣重禮的特性）等等.

其他學者還有從不同角度對徽文化精神闡述的,種種論述統計起來恐怕有幾十條,真所謂“丹青難寫是精神”,徽文化精神內涵之廣大,也令人歎爲觀止.

我認爲要全面準確地把握徽文化精神,應找到貫穿於徽文化全部精神的本質的東西.徽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它作爲中華文化的一個濃縮和匯聚,含有中華文化的一個標本和縮影.正因爲它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始終受到這個大系統制度文化的制約和支配,所以它具有兩個鮮明特徵：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義的徽商,他們身上的“徽駱駝精神”是中華民族頑強的原始生命力和勇於開拓創新精神的一個生動體現.以徽商爲代表的“徽駱駝精神”向世界表明中華民族並不乏開放、進取精神和衝破“停滯不變的社會”的能力,中華民族有能力創造歷史,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來.這一精神,體現在一大批從徽州走向世界的先哲先賢們的開風氣之先的首創精神.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與動力,是最有價值的,是徽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是徽州作爲“程朱桑梓”,程朱理學成爲徽文化的指導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我們相信隨着徽精神的多層面開拓和探究,人們將進一步加深對徽文化的認識,瞭解它的地位,取其精華爲現代化事業服務.

如何理解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新徽商精神

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新徽商精神致力營造積極向上氛圍。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新徽商精神是厚德擔當誠信圖強創新超越，致力於緩解疫情封校背景下的學生壓抑的情緒，激發學生積極進取的樂觀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