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會爆發安史之亂

1、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2、經濟矛盾：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併， 以至百姓多遷徙流亡。 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爲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促使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3、階級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把持朝政。繼他上臺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4、民族問題：從五胡亂華開始，河北、中原有大量胡人。至隋唐時期，河北仍然是漢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雜居,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叫做“河北胡化”。 在史書中被稱爲安祿山、史思明“腹心”、“賓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許叔冀、吉溫、張萬頃、孫孝哲、曹將軍、徐歸道、獨孤問俗、張休、張通晤等11人，只有孫孝哲和曹將軍是少數民族。安祿山、史思明在叛亂過程中和稱帝時所重用的主要是漢人。《舊唐書·安祿山傳》載：“十一月，反於范陽……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何千年爲腹心。”而高尚、嚴莊“專居（安祿山）左右以畫籌”。（注：《安祿山事蹟》卷中）在這五個關鍵人物中，只有孫孝哲是少數民族。安祿山稱帝時，大燕政權的左相達奚珣、右相張通儒、中書侍郎高尚、御史大夫嚴莊，前者爲鮮卑人，後三人均爲漢人。乾元二年(759)四月，史思明稱帝時的宰相周摯也是漢人。除了上述幾個核心或關鍵人物外，在安史政權中擔任過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幾乎全是漢人。如安史政權的宰相陳希烈、平冽、張垍，尚書敬榮，中書令王伷和張均，全是漢人。

5、內部矛盾：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爲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佔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爲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並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

6、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於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鬥爭，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鬥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