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山空難的歷史真相

黑茶山空難是中國空難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於1992年5月8日發生在廣西柳州市附近的黑茶山。當時，一架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客機在飛行途中突然遭遇雷暴天氣，導致失去控制，最終墜毀至山谷中，機上全部103名乘客和9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經過多年的調查和分析，黑茶山空難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天氣原因。當時的黑茶山地區正值雷暴季節，天氣狀況非常不穩定，對於飛機的飛行安全帶來了不利影響。

2. 飛行員操作失誤。當時的機組人員面臨突如其來的天氣變化，可能沒有采取正確的應對措施，導致飛機失去控制。

3. 技術原因。據報道，當時的飛機可能存在一些技術問題，如油門或者方向舵等方面的故障，也可能是空難的原因之一。

4. 管理不當。當時的民航管理機構可能存在一些安全管理方面的問題，沒有有效地對飛機的安全進行監管。

總的來說，黑茶山空難是一個多重原因導致的災難，也是一個警示人們安全意識的事件。在此之後，中國航空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和提升，對於安全管理和監管方面進行了加強和完善，以確保民航行業的順利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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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入獄5年，出獄即遭空難，逃臺特務臨終吐露：飛機上動了手腳

1940年12月28日，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會議室。

一身筆挺中將戎裝的葉挺，嚴肅地端坐在項英左首的羅圈椅子裏，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分坐兩旁，參謀趙凌波站在簡單標繪的作戰地圖前，彙報着撤退計劃。

葉挺在國外生活多年，不習慣穿新四軍的灰布軍裝。他平時要麼穿的中將軍服，要麼就穿西服、夾克等便裝。他今天的這身穿着，再配上長筒軍靴和銀色馬刺，讓他在這個會議室裏顯得尤其顯眼。

事先擬定的撤退方案有三個。第一個是直接北上，渡過長江，這是給新四軍指定的撤退路線，當然也把這一路線通報了日軍；第二個是先東進到蘇南再北上，這一條路途較遠，需要長距離穿過統治區，在頑軍環伺下有一定風險；第三個就是南下，再視情北上，但南下風險最大，把七個師呈口袋形圍在南邊，已經擺好了把新四軍往江北趕的陣勢，如果南下就正好鑽入敵頑的口袋。

由於一些複雜的原因，會議的決定卻恰恰是南下。接下來等待新四軍的就只能是悲劇了。

1941年1月初，新四軍全軍三路縱隊南下，剛剛離開茂林地區，頑軍新7師和144師就從北面堵住了新四軍退路，此時頑軍40師在前，79師在右，50師和108師在左。9千新四軍陷入8萬敵人包圍，九死一生。

在部隊分散突圍，各自爲戰的情況下，爲減少傷亡，保存實力，作爲軍長的葉挺決定去找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談判。顧祝同是他保定軍校的同學，他覺得顧祝同應該會給他面子。

畢竟上次他變賣家產以夫人李秀文的名義，從香港爲新四軍購買的3千多支，運到第三戰區地界被顧祝同扣留，他一出面，顧就歸還了。

但，這一次卻不一樣了，蔣介石鐵了心要跟皖南新四軍過不去，顧祝同自然心領神會。葉挺在下山談判即被扣押。

從此開始了他5年零2個月的漫長獄中生涯。

他先是被關押在第三戰區長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饒，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上饒集中營，皖南事變被俘人員幾乎全部被關押在這裏。

之後，蔣介石又命令顧祝同將葉挺押往軍事委員會桂林，交由軍統局桂林辦事處主任楊繼榮看管。

葉挺被押到桂林後，由楊繼榮囚禁在桂林七星巖附近一個山洞內，內部看守交由軍統特務，外部警戒則另派了一個排的憲兵來負責。

葉挺自被俘以後，爲了表達自己的強烈不滿，他一直拒絕理髮、修面，決心不獲自由決不妥協，誰勸都不行。

1943年春，蔣介石又令戴笠將葉挺押往重慶，戴笠派沈醉去完成這項任務。

沈醉，28歲就任軍統局少將總務，是軍統局一顆耀眼的“新星”。他有一個兄弟叫沈默，時任軍統桂林辦事處行動組組長兼民衆情報處的警衛組組長。

沈醉說，有一天，他接到沈默的電話，說他第二天乘班機押送葉挺到重慶，要沈醉去接他們。

沈醉當即與軍統局司法處沈維翰聯繫， 沈維翰又通知軍統特務團（又叫特務總隊）團長楊清植做好準備。

第二天上午，沈醉和楊清植到了重慶珊瑚壩機場。 當其他所有乘客都下了飛機後，只見沈默陪着一 個頭發胡子很長的人最後走下來，那人手上提了一盞用幾根竹子做成的油燈。

沈默向沈醉和楊清植介紹說：“這就葉挺將軍。”

沈醉和楊清植趕緊立正行了軍禮，葉挺客氣地點了點頭。

沈醉說：“軍長辛苦了！”

“沒有什麼”葉挺毫無表情地回答。

走出機場時，葉挺仰頭看了看周圍，自言自語地說：“啊！到了重慶。”

沈醉很好奇地問葉挺：“軍長爲什麼拿着一個油燈？”葉挺微笑着把燈舉得高高的，說：“這兩年它一直和我做伴，我準備把它帶在身邊作永久的紀念。”

原來，葉挺在桂林時，每到黃昏特務就禁止他出山洞，他便只好在油燈下看書報，寫日記。他在桂林還養了一頭奶羊，每天親自去放牧或割草餵它，還自己動手擠羊奶吃。這次轉移他原想把羊也一起帶走，但因坐飛機上不能帶，才只好作罷。

因爲由飛機場到公路上，要爬幾百級石階梯，楊清植就專門爲葉挺準備了一頂轎子，擔心被人認出來，轎門和窗子都用布蒙得嚴嚴實實。

葉挺很不高興地看着那頂轎子，十分排斥，但在楊清植的堅持下，最終他還是坐了進去。

20幾個便衣警衛和重慶航空檢查所的10多名特務，分散在轎子的前前後後。楊清植擔心有人半道劫走，所以把轎子一直擡到 汽車 旁邊。下轎後，沈醉和沈默、楊清植三人陪葉挺乘坐一輛 汽車 ，其他人都坐在前後的警衛 汽車 上。

最終他們把葉挺送到林森路望龍門22號楊清植的住宅安置下來。這處住宅離特務團團部很近，一直是團長的住宅， 現在臨時騰出來給葉挺用。

沈醉在回去的途中，對沈默埋怨道：“爲什麼不給葉將軍理理髮，弄成這個樣子，多惹人注目。”沈默兩手一攤，聳了聳肩，表示爲力。沈醉有些不理解，理個髮有這麼難嗎？

緊接着，沈醉就見識到了，讓葉挺理髮真的不容易。

沈醉把葉挺安置妥當後，去向戴笠彙報。戴笠說，在生活方面可以給他好好的照料，但一定要讓他理髮，老頭子（蔣介石）可能要來看他。

過了幾天，“老頭子”沒來，說客陳誠來了。陳誠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之所以派陳誠來，是有考慮的。

葉挺和顧祝同、陳誠都是保定軍校的同窗，顧祝同抓了葉挺，按蔣介石的指示幾次勸降都被葉挺頂了回去。顧祝同甚至把叛變的新四軍參謀趙凌波也找來勸降，結果被葉挺臭罵一頓，灰溜溜走了。

這次蔣介石又派陳誠來。是因爲葉挺、陳誠和新四軍之間還有着一段不尋常的故事。

1937年下半年，葉挺在徵得的同意，出任南方八省游擊隊組成的一個新的軍軍長一職後，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還需要蔣介石同意。這時葉挺想到了他的老同學，蔣介石身邊的紅人——陳誠，想讓他幫忙引薦。

陳誠聞悉後欣然應允。在陳誠引薦下，蔣介石接見了葉挺。蔣當然知道葉挺是個難得的人才，恰好葉挺此時也不是黨員（1927年領導廣州起義失敗後去了國外，脫離了黨組織），於是就同意了。

在討論部隊的番號時，葉挺向蔣介石提議，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之後的就叫“國民軍新編第四軍”。蔣介石同意了他的建議，但是在其中增加了“陸軍”兩個字。這樣，番號即定爲國民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實際上，第四軍這個番號在葉挺心裏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希望北伐戰爭時的 “鐵軍”精神能夠在這支新的第四軍中復活。

正是由於這層關係，蔣介石又派陳誠來勸降。在這之前，戴笠又交待沈醉，要給葉挺理好頭髮，換套好點的衣服，房間也要弄整潔一點，以迎接陳誠來訪。

於是，沈醉帶着理髮師和副官等去見葉挺。先是裝模作樣地和他談了一些生活起居方面的問題，問葉挺有什麼需求。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開始說重慶的天氣如何如何悶熱，很多人頭上都長了蝨子等一類話，勸葉挺把頭髮稍許剪短 一點。

不料話剛出口，葉挺馬上睜大着眼睛，很嚴肅地說：“不獲無條件釋放，我是不會剪去頭髮的，天氣再熱也能忍受，不要替我擔 心！”接着他又說道：“我決不會爲了見我所不願見的任何人而修剪鬚髮！”

沈醉碰了釘子，只好回去向戴笠覆命。戴笠說，他這個人的個性一向就是這樣，很倔強，愛怎樣就由他去吧。

兩天後，陳誠來了，戴笠特別叮囑楊清植要多加註意，因爲戴笠知道陳誠比較傲慢，而葉挺又個性倔強，擔心別出什麼問題。楊清植便帶着幾個警衛伏在窗子外邊。

葉挺和陳誠見面後，先談了一些閒話，然後陳誠開始切入正題，他提出想請葉挺暫時屈就一下，去第六戰區擔任副司令長官。葉挺當即斷然拒絕，說：“除了恢復新四軍我去繼續擔任軍長，同時懲辦圍攻新四軍的責任人外，其他任何工作我都不會去做。”

然後便一再責問陳誠：“爲什麼要襲擊正在對日寇作戰的新四軍？他們抗日有什麼罪？爲什麼要把他逮捕囚禁起來？”葉挺接着又說“你們這種做法真是親者痛，仇者快。”

陳誠自知在皖南事變這件事上的理虧，被責問得無話可說，最後只表示希望葉挺考慮一下，以後再談。陳誠進去時趾高氣昂，出去時垂頭喪氣，出來後沒跟任何人打招呼便匆匆地走了。

又隔了大約個把月，陳誠再次去看葉挺。這次，葉挺的態度更爲強硬，又弄得陳誠狼狽不堪。

從此以後，蔣介石對葉挺不再抱任何希望。不久，戴笠便奉蔣介石的命令取消了對葉挺的優待，並把他從望龍門22號移送到中美所內白公館囚禁。之後，又由於中美所的美蔣特務看中了白公館這所房子，就又把葉挺轉移到中美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

儘管囚居生活非常艱苦，但葉挺生活很有規律，每日早起，先洗冷水澡，再做體操，早餐後便看書報。他對的報紙很厭惡，每拿起看一下便丟在一邊。 但又沒有人和他談話，又沒有其他可看，所以往往過一會兒把丟在地上的報紙又拾起來再看下去。

葉挺在渣滓洞一直關到1946年春天。著名的《囚歌》就是他在這段時間創作的：

這首詩是他堅貞不屈，堅持鬥爭的真實寫照。

一次，戴笠去看他。當時正值盛夏，山城悶熱異常，葉挺穿着短褲汗衫，盤腿坐在地板上，揮着一把蒲扇在納涼。看到戴笠來了，他把臉扭到一邊，假裝沒看見。看守特務怕他不知道是戴笠，便告訴他：“戴先生來看軍長。”

葉挺仍坐着不動，只回答一聲：“我早知道了，你不是早告訴過我？”

戴笠向他打招呼，他在喉嚨裏含糊了一句：“請坐。”戴一看這樣，心裏老大的不高興，連坐都沒有坐，站了一會便走了。

抗戰勝利後，國共重慶和談期間，毛向蔣介石提出釋放廖承志、葉挺等人。在當時的情況下，蔣介石同意，但提出要用葉挺交換馬法五。馬法五是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1945年11月1日，在邯鄲戰役中被八路軍俘虜。

在葉挺出獄之前，沈醉抱着好奇的心態，想知道黨的高級將領在被釋放後第一件要做的是什麼事情。當他問葉挺時，葉挺毫不思索地以肯定的口吻回答說：“我岀去第一件要辦的事，便是請求黨恢復我的黨籍。”

葉挺的這個答覆，讓沈醉感到驚異，也讓他終生難忘！他一直想不明白，一個被關押多年，失掉組織關係的黨員，爲何還對他的信仰如此的執着。他當時很想進一步問個明白，但看到葉挺說完這句話之後，昂起頭凝視着窗外久久一言不發，怕碰釘子，便藉故告辭。

當沈醉把這一情況報告戴笠時，戴聽了默不作聲，過了許久才冒出了一 句：“ 黨人的可怕，就在這些地方。 ”

戴笠於1946年3月4日派軍統第二處副葉翔之，送葉挺將軍到林森路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同時派沈醉送廖承志先生到國民參政會交邵力子先生。

葉挺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把那盞從桂林帶到重慶的小油燈從牆上取下來，提在手上，準備出獄。這時，葉挺的頭髮已長得披到肩上，鬍子也已到了胸前。

上 汽車 前他帶着勝利者的微笑，以愉快的神情撫着長髮和鬍子對特務們說：“過去你們幾次勸 我剪掉它，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要把它們自動剪下來，但是我還是要把它們好好保存起來。”

出獄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5日，葉挺馬上開始申請，迫不及待地要求重新加入中國黨。3月7日，電告：批准。

葉挺非常高興。但，此舉卻觸怒了蔣介石，他暗暗動了殺心。

1946年4月8日，葉挺夫婦、博古、王若飛、鄧飛等一行13人，從重慶返回延安的時候，飛機遇霧撞山損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史稱“四·八”。

周恩來後來跟葉挺的兒子葉正大、葉正明說：“……蔣介石排除異己無所不用其極，那場疑點甚多。當時延安只是下了一點小雨，我們都已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爲什麼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這不是特務做了手腳是什麼？”

但是，當時苦於沒有足夠的證據，又受制於條件，而且爲促成國共合作，也就沒有繼續追查，這個也就成了鮮爲人知的謎。

21世紀初，一位名叫杜吉堂的行將就木的臺灣老兵，終於良心發現，他懺悔了當年在重慶參與了組織策劃謀害葉挺將軍的陰謀，這一謎案才大白。

1946年4月7日凌晨，軍統安插在空軍系統，時任調度科科長的王平虎，得知葉挺等將飛赴延安的消息後，立即將情況上報給了戴笠。

隨即就有人電話通知中美合作所特務隊長杜吉堂：的葉挺將軍準備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請立即執行刺殺任務。杜吉堂接受任務後便召集特務隊的其他負責人一起，密謀破壞這次飛行。

其中有一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墜落，可以神不知鬼不覺。” 遂被採納。

8日晨8時，由王平虎事先安排，讓特務楊耀武隨檢修人員一道進入飛機檢修場地，偷偷進到C-47運輸機駕駛艙，將一塊磁鐵安放在高度表和磁羅表背面，然後悄悄離開。

8時45分，飛機起飛，按預定時間在西安機場休息加油，然後飛往延安。離開西安時，天空已經下起了冰雹，機長同延安方面曾有聯繫，告知飛機途中情況後就關閉了電臺。哪知片刻間，飛機爲避開冰雹區，稍一轉身，機身一偏，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作用，導航系統首先失靈。

失去了導航系統後，飛機只能憑經驗飛行了。之後，飛機就在晉西北興東縣東南80公里處，撞上了黑茶山。此時應該是高度表因磁鐵的影響也失去作用，不然黑茶山才2000多米，而C-47的正常飛行高度爲6000米以上，怎麼會撞上？

可能有人會疑惑，一個小小的磁鐵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嗎？事實上，1960年5月前蘇聯也用這種方式，派間諜進入阿富汗美空軍基地，將磁鐵放置在美國U-2高空偵察機的高度表背面，影響了高度表的精確度，從而使美國飛行員誤以爲飛機已經達到2萬米以上高度，但實際上並沒有，從而使U-2進入了蘇聯防空部隊導彈的射程被擊落。

美國人一頭霧水，因爲他們掌握的情報是蘇聯的防空導彈打不到2萬米高度。但搞不清情況的美國從此以後，再也不敢派偵察機肆無忌憚地進入蘇聯領空。直至多年以後解密才知道U-2被擊落的真正原因。

對於“四·八”來說，真兇終於現身，葉挺等人的英靈可以告慰，但給我們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

1955年授銜時，陳毅對葉劍英說：“如果葉挺還在，就該有兩個葉帥了。”

黑茶山空難的空難經過

延安，等許多軍政首腦都來到機場迎接，然而在聽到飛機到來的隆隆聲後，飛機卻又消失了。焦急萬分。三天後，卻從晉綏邊區傳來了不幸的消息

赴延安參加整軍會議。王、博在重慶的談判中舌戰羣士，爲爭取國共談判據理力爭，使蔣介石……而葉挺將軍在皖南事變後被關進了監獄，一關就是五年，面對如此有影響的焦點人物，延安城沸騰了，幾乎是萬人空巷，人們成羣結隊趕往飛機場，歡迎幾位英雄，更希望一睹葉挺將軍的風采。

下午一時，領導、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和邊區林伯渠等高級將領也來到東關機場等候。秦邦憲的愛人張越霞也帶着侄兒來到機場。當時，山霧沉沉，毛毛細雨淅淅瀝瀝。

人們翹望天空，急切地等待着，但一直不見飛機的蹤影。直到二時許，空中傳來了隱隱約約的隆隆飛機聲，歡迎的人們臉上立時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可是，天空的隆隆聲響，卻又自近而遠漸漸消失了。疑惑、焦慮與不安，籠罩着機場上每個人的心，但人們還是懷着希望，等候在濛濛細雨中，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才慢慢散去。

回到王家坪，在他的辦公室內踱來踱去，不時地從窗戶向外凝視着，霧嶺雲空，朱德總司令邁着沉重的腳步，也來到身邊，他們一起分析、估計着種種可能。並向西安發電報詢問，五時許，得到了西安方面回覆，該機未曾返航。

在晉綏邊區所在地山西興縣，幾個老鄉上山砍柴，確發現了一架燒燬的飛機。同時，撿到了機身撞裂時飛濺出來的遺物，他們馬上將情況報告晉綏分局

黑茶山空難的介紹

黑茶山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興縣，屬於呂梁山脈。61年前，黑茶山大霧瀰漫，一架迷途的飛機不幸撞山，頓時火光四射，飛機被撞成了碎片，機上乘坐的王若飛、博古（秦邦憲）、葉挺、鄧發、黃齊生、李少華、黃曉莊等13名民族英雄與4名美國機組人員全部遇難，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事件。

1946年重慶談判飛機失事是陰謀嗎?

葉挺之死

"四八"的事實是什麼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臺灣多年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瞭，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我黨開展工作。1946年4月，我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空軍調度科科長，是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飛機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黨舉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我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爲了破壞我黨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製造事端以麻痹我黨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裏，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月8日，飛機上午準時飛離了重慶，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儘管有着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大的障礙，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颳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飛機就偏離了航向，可見特務的磁鐵發生了作用了。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爲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我黨我軍衆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多年來其鮮爲人知。

密戰黑茶山劇情

《密戰黑茶山》以1946年發生在興縣黑茶山的“四·八烈士”遇難事件爲背景，反映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服從，不畏艱難，英勇搜救烈士，保護黨的祕密。

吳京安將出演該劇，雖然具體角色尚未曝光，但從已發佈的劇照來看，吳京安疑似將再度出演首長。

1946年4月8日，中國黨代表王若飛、秦邦憲因當時的形勢嚴峻，不得不在惡劣的天氣下由重慶飛往延安向黨報告請示，由於天空陰雨，飛機迷失方向，於當天下午2時在興縣黑茶山山峯遇霧撞毀，包括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人遇難。

《密戰黑茶山》便以此歷史真實事件展開，反映了晉綏邊區黨政軍民不畏艱難，英勇搜救烈士，保護黨的祕密的行動。

著名演員吳京安也加盟了這部基於歷史所編寫的電影，從目前所曝光的現場劇照看，他身穿我軍的軍服，疑似出演一位首長。本身就是軍人出身的吳京安之前在多部影視作品中飾演過軍人，此次再演軍人，還原一段歷史，讓人十分期待他在新片中的表現。

葉挺將軍在黑茶山怎樣遇難的還有誰

1946年4月8日，葉挺將軍乘坐飛機去延安，不幸在山西黑茶山附近遇難。

因葉挺巨大的影響力，這次事故廣爲流傳，甚至登上了小學課本，中國人沒有不知道的。然而，很少有人注意的是，其實跟葉挺同機遇難的，還有三位地位不在他之下的大人物，要不是這次飛機失事，這三位絕對是共和國的開國元勳。

這三位元勳級大人物，即歷史上最年輕的總博古、委員王若飛、職工委員會鄧發。

除了這三位，飛機上還有著名教育家黃齊生、黨優秀將領李紹華、彭踊左、魏萬吉、趙登俊、高瓊，以及葉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兒子阿九、女兒揚眉，還有4名美軍駕駛員。

黑茶山空難的空難後事安排

根據晉綏分局的安排，興縣行署立即派人將遇難者遺體，運至嵐縣東村鎮前莊大廟裏。晉綏軍區衛生部還派出了國際第六和平醫院外科醫生董炳坤等，認真地對全部遇難人員的遺體進行了矯形手術，經過五個晝夜的努力，完成了包紮矯形任務。

沿途的羣衆紛紛祭奠並爭相擡運烈士靈柩，以報答這些幫助窮人翻身的救命恩人。他們感慨地說：“和平停戰，就是這些恩人給老百姓辦的好事。”然而，他們卻不幸遇難，靈柩過處，千百羣衆跪伏道上，攔路弔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4月13日，靈柩經過賀家灣時，已是深夜11時了，運靈的人們卻遇到一位老婆婆，只見她偕同兩個小女孩提着酒捧着供品，在寒風中佇立街頭等待祭奠，爲了等待烈士亡靈，她們一家已經在此等候一個時辰。150多裏且崎嶇難走的山路，運送十七位殉難者的靈柩，僅用二十個小時，沿村參加擡棺的羣衆達千餘人。 對於“四八”周恩來總理一直心有疑慮。因爲這件事情中有着許多的疑點。

1951年6月，他在接見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大時就曾對葉說：“關於你爸爸的座機爲什麼會失事，過去說是飛機遇濃霧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機上的乘客全是我們的人，其中還有我們黨的王若飛、秦邦憲、鄧發那樣的重要負責同志，當然還有你們的父親葉挺同志。葉將軍被關了五年，可他一出獄就給黨寫信要重新入黨。蔣介石是很生氣的，老蔣是什麼人，我跟他打交道時間很長，瞭解他的個性。他爲排除異己，利用特務做手腳很容易的。當時，延安只下點小雨，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在機場迎接的人們己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爲什麼飛機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了，這不是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

當然，周恩來的分析是有根據的。當時，興縣參加清理失事飛機現場、直到把烈士遺體護送到延安全過程的幹部顧逸之，他當時給寫了調查報告，後來也曾寫過一篇《對 “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裏面談及了關於在飛機失事現場以現的一些問題： 對於這場災禍，有後人曾質疑，是天災？還是人禍？是自然原因還是人爲的破壞？根據大量調查最終確認爲不屬於後者。但又有人提出，這場災禍是不是可以避免呢？這就得從氣象角度分析，我們認爲無法避免。一是由於當時國內的戰亂，全國的氣象觀測站點很少，機組人員無法掌握和了解當時的天氣狀況；二是由於當時解放區的經濟條件所限，延安雖然有了氣象觀測站，但是隻能做一些簡單的、局部的觀測，遠遠不能滿足飛行的需要，更由於當時的通訊條件所限，飛機與地面失去了聯繫，地面無法指揮空中機組人員向氣象條件較好的方向飛行。另外，從山西呂梁山區50多年來的氣象記錄總結得出，在4月份由於受地形和大氣環流的影響，此時正是少雨、多霧、多風沙的特殊氣候變化時期，此時的氣象條件對飛行極爲不利，當時附近又沒有備用機場和備用航道，在大霧瀰漫中與地面失去聯繫，僅靠外國飛行人員盲目飛行，後果可想而知。由於黑茶山釀成的千古大禍，這座高大而荒涼的無名山從此揚名。國家出版的地圖不僅特別地標出了它的名字，而且標出了它的高度，以示紀念。解放後，黑茶山在國家和地方的關心支持下，建起了“四八”烈士紀念館，這座特殊的山成爲了激勵後人的精神豐碑。

黑茶山空難的烈士紀念館

“四八”烈士紀念館補稱王若飛紀念館、“四八”烈士祠，位於興縣東南45公里的黑茶山腳下東會鄉莊上村。距縣城45公里，交通方便。紀念館建於1960年，建築面積378.7平方米，佔地面積1730平方米，整個建築座北向南，有大廳五個，大廳裏陳列着王若飛、葉挺、鄧發等烈士靈位、遺像、悼詞、簡歷、記事碑等，陳列着烈士生前活動史料和圖片。王若飛等5位烈士及隨員的13塊石刻靈位（另有兩通石碑）分載着烈士簡歷和遇難經過：1946年1月，召開了一手包辦的國民參政會，公然徹底撕毀協商會議決議和《東北停戰協議》。4月8日，中國黨代表王若飛、秦邦憲因形勢嚴峻，不得不冒惡劣天氣，由重慶飛回延安向黨報告和請示。由於天空陰雨，飛機迷失方向，超越延安，於當日下午2時在興縣黑茶山山峯遇霧撞毀。遇難者有：協商會議代表、祕書長王若飛；《解放日報》社兼新華社社長、政協憲章審議委員會代表秦邦憲；新四軍軍長葉挺；葉挺夫人李秀文；職工委員會鄧發；還有王若飛之舅父，貴州教育家黃齊生，第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彭踊左以及隨行魏萬吉、趙登俊、高瓊（女）和葉挺之子與女、黃齊生之孫黃曉莊。爲悼念烈士英靈，1978年建“四八”烈士紀念館，1999年黑茶山頂建遇難處紀念廳。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湮沒在時空裏的

1946年4月8日，在中國境內，發生了一次舉世震驚的——黑茶山（又名“四八”）。

作者：

f-103-6 失事飛機的殘骸

留下了一場曠世。——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黑茶山”（又名“四八”）。

“飛機到延安上空時，因氣候惡劣不能着陸，乃改變航向，不幸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墜毀。同機的13人和美軍航空員4人同時遇難。”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記載都是按照這一口徑來敘述的。然而，“四八”的幕後究竟如何，而今又有了新的答案浮現於世。

“四八”烈士

先來說說乘坐這架飛機的具體有些什麼人呢？委員王若飛、博古（秦邦憲），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參謀李少華以及隨員魏萬吉、趙登俊、高瓊。還有美國飛行員蘭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Dallas Wise、邁歐M·S·Maier、馬爾TE·R·Martin三位上士。

這次機上17人全部罹難，其中有5位可謂黨內外著名人物:

王若飛，時年50歲，1922年入黨，是我黨早期活動家之一。抗戰勝利後，致力於國內團結，四次赴重慶與談判，與周總理一起代表我黨在《雙十協定》上簽字。

秦邦憲（博古），時年39歲，江蘇無錫人，1925年入黨。1946年2月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爲政協憲章審議小組成員。

葉挺，廣東人，時年50歲，1924年入黨。抗戰時任新四軍軍長，“皖南事變”後，被囚禁5年，1946年3月獲釋。

鄧發，廣東人，時年40歲，1925年入黨。抗戰勝利後任工作委員會、職工委員會。

黃齊生，貴州人，時年69歲，知名老教育家。 f-103－1 博古（秦邦憲） f-103－2 鄧發 f-103－4 葉挺 f-103－3 王若飛 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在唁電裏寫道，他們的遇難損失巨大，使國家失柱石英才，人民失民主鬥士。

1946年4月19日，、朱德、劉少奇、林伯渠、賀龍等領導與延安各界3萬餘人在東關飛機場隆重祭悼“四八”烈士，題寫了“爲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全國各地都對“四八”烈士也進行了沉痛的悼念。

震驚中外的事件

1946年3月4日，自從皖南事變後就被扣押長達5年之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終於獲釋。4月8日，奉命赴延安參加黨的整軍會議的葉挺攜夫人李秀文、長女葉揚眉和幼子阿九，與有關方面的負責人王若飛、博古、鄧發等一同登上飛往延安的飛機。下午一時，領導、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和邊區林伯渠等高級將領來到東關機場等候。秦邦憲的愛人張越霞也帶着侄兒來到機場。延安百姓更是成羣結隊趕往飛機場，歡迎幾位英雄，更希望一睹葉挺將軍的風采。

當時，山霧沉沉，毛毛細雨淅淅瀝瀝。人們翹望天空，急切等待，但一直不見飛機蹤影。直到下午二時許，空中隱約傳來隆隆的飛機聲，歡迎的人們臉上立時現出興奮的神情。然而在飛機到來的隆隆聲後，飛機卻又消失了。等人焦急萬分。疑惑、焦慮與不安，籠罩着機場上每個人的心。但人們還是懷着希望，等候在濛濛細雨中，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才慢慢散去。

回到王家坪，與朱德一起分析、估計着種種可能，並向西安發電報詢問。五時許，得到了西安方面回覆，該機未曾返航。

f-103-7 爲“四八“烈士送葬的隊伍

運靈柩的隊伍十分悲壯，除了派來的戰士、幹部，大量的是周圍十里之內村莊挑選出來的青壯年民兵。路寬的地方用馬車拉運，上坡下坡路窄的地方全部人擡。回回山是必經之路，山道又窄又陡，無法並排擡着行走。前面只容一人揹負棺木，跪着爬着前行，後面一人頂着，推着艱難通過。靈柩每到一村，村民們都要攔住燒紙祭奠。這樣一村又一村，翻山越嶺，15日凌晨，靈柩到達嵐縣飛機場附近。運送靈柩僅用了20多個小時，走完了75公里的路程，參加運送的隊伍達到1500多人。

沿途的羣衆紛紛祭奠並爭相擡運烈士靈柩，以報答這些幫助窮人翻身的救命恩人。靈柩過處，千百羣衆跪伏道上，攔路弔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f-103-5 圖爲延安各界隆重舉行“四八”烈士追悼大會。

湮沒在時空裏的

1998 年4 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名爲《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作者是顧逸之。顧逸之早年在周恩來、李克農領導下工作，1946 年“四八”期間，他在晉綏總局工作。“四八”發生後，他奉命到現場負責實地調查和後事處理。他給詳細報告了事發現場的情況，在給黨的書面報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難以解釋的疑問：

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墜毀的，因爲飛機撞上黑茶山側峯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在撞山後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從4月8 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來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雲霧很濃，駕駛人員很可能是在這種濃雲密佈雨雪交加的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點，也不會撞上巨石了。

第三，從我們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覆搜查結果來看，一直沒有發現有人爲製造爆炸的可疑跡象。

第四，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爲什麼飛到東北方向，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

當時在飛機殘骸中還發現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的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老練的飛行員，不可能發生如此低級的失誤。各方表明，必定是是特務在儀表上做了手腳，導致電訊中斷，儀表失靈，迷失航向。

但是當時苦於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爲促成國共合作，表現了極大的真誠以爭取和平談判能夠順利進行，不給留下藉口，在新華社當時發佈的消息中說“想系在濃霧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的也就長期的成爲一個鮮爲人知的謎。

“四八”的事實是什麼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臺灣多年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瞭，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中國黨開展工作。1946年4月，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空軍調度科科長，是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飛機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黨舉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中國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爲了破壞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製造事端以麻痹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裏，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儘管有着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加在意，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已有些偏低。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颳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嚴重偏離了航向。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爲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衆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其多年來也一度鮮爲人知。

《密戰黑茶山》講述了什麼故事？

《密戰黑茶山》是由範思和導演，吳京安主演的一部影片。

屬於歷史戰爭題材，該劇主要講述了興縣人民在黑茶山過後積極協助相關部門尋找遺體，及悲痛送別的故事。

《密戰黑茶山》早於2013年就已經上映，在劇情中四·八烈士在黑茶山飛機失事遇難，派出特務進入山西興縣蒐集重要情報，晉綏解放區的興縣、八路軍以及老百姓聯手端掉了特務組織。不得不說密戰黑茶山一事讓我們看到了全國人民爲人民未來幸福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犧牲。

最終在老百姓以及多方的聯合下，不畏艱難，英勇搜救烈士，保護黨的祕密。成功將黨的祕密送上飛機。不得不說對於愛黨愛國題材的電影又或者電視劇纔是最容易打動人心，對於宣揚紅色文化也應該是大力提倡的。

四八烈士17人名單有誰?

烈士14人，還有3人是美國飛行員，烈士：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黃齊生、李秀文、李少華、魏萬吉、趙登俊、高瓊（女）、葉阿九（葉挺幼子）、葉揚眉（葉挺五女兒）、黃曉莊（黃齊生之孫）；

飛行員：蘭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Dallas Wise、邁歐M·S·Maier、馬爾TE·R·Martin。

1、王若飛

王若飛（1896年10月～1946年4月8日），幼年原名大倫，小名運笙（運生）、廕生，號繼仁，曾用名王度、雷音，參加深入敵後化名黃敬齋，出生於貴州安順。

青年時代，王若飛曾參加過辛亥和討伐袁世凱運動。1922年6月，王若飛與趙世炎、周恩來等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黨”，積極從事馬列主義的宣傳。

1923年由法國黨黨員轉爲中國黨黨員，先後任豫陝區，祕書長，江蘇省農委，並作爲代表團代表之一，與、周恩來赴重慶談判，同簽訂了著名的《雙十協定》。

1946年4月8日，王若飛乘飛機回延安，因飛機失事于山西興縣黑茶山不幸遇難，終年50歲。

2、秦邦憲

秦邦憲（1907～1946），無產階級家、中國黨早期領導人。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

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黨。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後又任臨時局成員、臨時局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最高領導職務。後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部主任。1946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彙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3、葉挺

葉挺（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男，漢族，黨員。原名葉爲詢，字希夷，號西平，廣東歸善縣（今惠陽區）客家人。中國人民創始人之一、新四軍重要領導者之一，著名軍事家、家。

所在的國民軍第四軍在北伐中被譽爲“鐵軍”參與指揮南昌起義並出任前敵總指揮，參加廣州起義時任起義軍工農紅軍總司令，抗日戰爭中又出任新四軍軍長，皖南事變中被扣押，他拒絕蔣介石的威利誘，寫出了著名的《囚歌》以明志；

抗戰勝利後，獲救出獄後被中國黨重新接納爲黨員，1946年4月8日與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憲、鄧發、王若飛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

4、鄧發

鄧發（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原名鄧元釗，廣東雲浮人。傑出的無產階級家，中國黨前期領導人之一，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1922年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加入中國黨，同年參加省港大罷工和東征戰役。

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後任香港、廣州、廣東組織。1930年後任閩粵贛邊特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兼保衛局。

長征中任縱隊委員。抗日戰爭期間任駐新疆代表、黨校校長、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會。

在六屆三中全會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委員，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爲局候補委員，1945年9月代表解放區職工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職工代表大會。

1946年4月8日，同博古、葉挺、黃齊生等人一同返延安時因飛機失事在呂梁市興縣黑茶山遇難。享年四十歲。

5、黃齊生

黃齊生（1879年—1946年4月8日），原名黃祿祥，又名黃魯連，字齊生，號青石，晚號石公，祖籍江西撫州，後移籍貴州安順，近代教育家、愛國民主人士。

黃齊生一生探索教育救國、教育興邦的真理，稱讚他是“黨最艱難的時候，黨外人士同情愛護黨的第一人”。

1946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而遇難，是著名的“四八”烈士之一。

以上內容參考 百度百科-黑茶山